郑振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战士
郑振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战士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在文学创作、编辑出版、学术研究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从萌芽到发展的历程,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1919年,郑振铎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成为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期间,他不仅积极参与五四运动,还发表多篇倡导新文化的文章,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和进步思想。
1921年,郑振铎与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团体。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章程》,确立了“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宗旨。这一宗旨,几乎成为了对他一生文学事业的精准概括。
在文学研究会的推动下,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郑振铎先后主编了《文学旬刊》《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重要文学刊物,为新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重要平台。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更是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之一,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学创作的多面手
郑振铎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创作涉猎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在“五四”时期一度流行的小诗热潮中,郑振铎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的那首《我是少年》则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赏识。
在创作领域,郑振铎涉猎广泛,曾先后尝试过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等多种文体。这些作品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情感,它们不但代表了早期新文学的创作水平,而且也引导了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上的实践。
不过,郑振铎用心最多的还是散文,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在他的代表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因而,郑振铎极力提倡散文的抒情功能,如他的《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劫中得书记》等作品集,无不是以强烈的感染力著称。这种创作风格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体现,比如他的《猫》《桂公塘》《黄公俊之后》等名篇,都带有着不同程度的散文化特征。
郑振铎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更体现在他的文学理念上。他反对鸳鸯蝴蝶派的娱乐姿态和正统文学的载道观念,明确指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得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他认为文学就是要抒发真性情,在提倡“血和泪的文学”的同时,他又认为“血和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须顾到‘文学’二字。”这种文学本位主义的理念使他超脱了那种狭隘的艺术视野,对当时的新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矫正。
编辑出版的伯乐
郑振铎在编辑出版领域的贡献,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先后主编了《文学旬刊》《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重要文学刊物,几乎每一份刊物的周围都汇集了一个皇皇可观的作者群体。曹禺的《雷雨》、钱锺书的《围城》等现代文学经典都是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文学刊物上。
在编辑事业上,郑振铎全身心投入,渗透着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比如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友人因不满当时的上海舆论界而创办了《公理日报》。胡愈之先生后来曾这样描述郑振铎这期间的工作状态,“你把一切都丢开了,整晚不睡觉,自己动手写稿、编报、校对、接洽印刷,还在你自己的家门口亲自派报,所有当时参加工作的朋友都比不上你的干劲。”
郑振铎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所主编的杂志上,还体现在所主编的一系列的文学书籍。在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里,除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也把当时其他团体作家的优秀作品一并出版。此外,还有《鲁迅全集》《世界文库》《美国文学丛书》等等。这些文学书籍不仅对早期新文学成就作了总结,同时也拓展了新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编辑,郑振铎慧眼识英才,提携了众多文学新人。著名作家许地山在他鼓动下走上了创作之路,并发表了《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女作家庐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是由他推荐,而代表作《海滨故人》则是经他亲手发表。还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因为得到了他的提携,而在文学道路获得了更为长远的发展。
结语
郑振铎的一生,是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奋斗的一生。他以卓越的文学才华、坚定的文学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思想和精神,将继续激励着后来者为文学事业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