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茗鉴画——文征明书画作品辨析

品茗鉴画——文征明书画作品辨析

文征明（1470~1559），江苏长州人，号衡山居士，是明代中期吴门四家（另外三位分别是沈周、唐寅和仇英）中寿命最长，艺术创作时间也最久的一位。他以弱冠之龄，拜大画家沈周为师习艺，加之家藏丰厚，能够在普通人家难以见到前人作品的环境里，从大量原作真迹中汲取营养，辛勤创作70年，完成大量风格上既相互联系又有所演进的不同时期创作。这些作品，特别是65岁之后晚年阶段的成熟之作，对后世影响极大，主导著其后吴门绘画的审美主流。

文征明一生好茶，许多作品与茶相关。去年（2023）北京故宫博物院策划的「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中，有三件书画作品出自其手。包括完成于1518年四十九岁时的《惠山茶会图》，完成于1534年六十五岁时的诗文配图长轴《茶具十咏》（图1）和他在唐寅（1470-1524）《事茗图》前所题写的「事茗」二大字（图2）。其中《茶具十咏》特别引人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说，文氏此时正处于创作生涯最后一次变革的阶段，笔法上从早期的细密精致已经发展得更加成熟洗练，构图上开始倾向于在狭长的画面上布置山树、建筑、人物、器物等多种内容，画风气韵十足而又而不失清雅秀润，整体作品呈现出极具审美欣赏的成熟属性。另一方面，与此件作品表现同一主题的绘画，还有两件存世，都保存在一水相隔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分别被命名为《茶事图》和《品茶图》。

图1（左）茶具十咏（北京本）文征明1534年全图

图3-6茶具十咏（北京本）文征明1534年卷首诗文部分

虽说一稿多本是画坛常事，但也难免让人想要评断一番，孰优孰胜，甚至是否会有真赝之分。这一现象在文氏作品的欣赏与研究中表现得更为集中。究其原因，在于文氏名头巨大，生前就已有多人仿其作品。这里面，固然有求画不得者自临自摹，或出售他人，或显摆自己的情况，也不乏文氏自己的弟子门生「代笔」或作伪，水平较高，分辨不易。正因如此，2013年台北故宫「明四大家展：文征明」的活动上，还专门开辟了一个以「一稿多本」为主题的章节，当时就曾以该馆所藏的《茶事图》（图7）和《品茶图》（图8）为例加以展示。得出的结论是：《品茶图》「设色虽清雅，然树法枯涩，书法用笔亦软弱不自然，疑伪」，而《茶事图》则应为文征明真迹且「颇具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该院研究者是在已知传世同主题作品有三件，且「其一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情况下作出如此结论的。

图19《茶具十咏》局部（独自品茗）

图20《茶事图》局部（二人对饮）

至于北京本中并不存在，却在台北本里增添出来的饮茶家具，则或许是参考了《燕山春色图》等其他文氏绘画作品中的家具样式亦未可知。不过，若较真而论，则会发现，台北本中茶几面板与曲腿部分，不藉助弧度又不使用牙板，而是直接相连的做工方式，非但现实中并不存在，且不符合家具制作的力学原理，几乎无法正常承重。反观上面提到的《燕山春色图》中几件朱漆家具及其他若干文氏真作中的家具表现，则其结构无不合理，都是适合使用的。考虑到文征明为人作画的严谨态度，也可视为疑伪的依据。

综上，可以明确得出结论：先有北京本，后有台北本，台北本是北京本的仿作之品。仿作者的文化水平未必很高，但确实具有一定绘画能力。

清代宫廷的藏画，台北故宫选择在先，北京故宫接手于后，前者的选择空间更大。一般认为，水平也会优于后者。但仅以此组作品而论，则恰恰相反。这或许是因为台北本的诗画上方钤有大量宫廷御赏印鉴，还有整组乾隆皇帝自和而作的《茶具十咏》诗文手迹，当年工作人员挑选作品时，匆忙之间以此为标，装箱运输，将原作真迹留于宫中。至于乾隆皇帝选择该本来创作和诗（图21），再度加工，——理由是其「和诗」中明确引用的地名便是台北本的「支硎、虎阜」，而非北京本的「天池、虎阜」，会是由于他并未见过北京本真迹吗？基于北京本上没有乾隆印鉴的观察，不禁会抱有这样的疑问。在没有看到相关入藏档案的公开前，当然不能确定。

图21《茶事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征明1534年卷首乾隆题字部分

无论如何，通过此桩画事公案的分析，在增添赏画乐趣之余，至少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不能轻易信奉成见，更不能简单地尊前薄后，在昌明发达的知识理性加持下，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前人的失误，纠正前人的失误。这样看来，读古画，岂非于今亦有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