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法改革的里程碑：大衍历的制定与东传日本

唐代历法改革的里程碑：大衍历的制定与东传日本

《大衍历》是中国古代历法的杰出代表，由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于唐开元十七年（729年）正式颁布施行。这部历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沿用了800年之久，还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对日本历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衍历》的制定和传播，不仅是唐代历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大衍历》的制定始于唐玄宗时期。当时，由于麟德历推算日食的误差越来越明显，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年）诏令僧一行制定新历。僧一行，本名张遂，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他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法，是当时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一行和尚等人响应号召再造新历法，即《大衍历》。

“大衍”出自《易经》“大衍之数”，象征这部历法与天道相合，体现了上天的运行规则。僧一行亲自走遍中国南北，细致观察一年四季的天文情况，历经六年（一说十五年）辛苦工作最终完成。

《大衍历》在编排上成为后世编历的典范，内容涉及岁差概念的发展、食分计算方法的创新，以及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和新的二次方程式求和公式的发现。在行星理论方面贡献突出，首次将五星近日点进动的概念纳入历法计算，创造性地构建了“五星爻象历”以修正行星中心差，提出了五星轨道面与黄道面存在夹角的理论，在计算行星位置时，加入了太阳中心差的修正，提高了计算的精确度。

唐玄宗时期（712-756年）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重要阶段。唐玄宗重视科技发展，积极推动历法改革，为《大衍历》的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大衍历》的颁布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还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体现了唐玄宗时期对科学文化的重视。

《大衍历》传入日本的过程，与一位名叫吉备真备的遣唐使密切相关。吉备真备（695-775），出自备中国下道郡（今冈山县仓敷市）下道氏族。灵龟二年（716）启程，成为第九次遣唐使的留学生。同一批赴唐学习的还有阿倍仲麻吕、僧侣玄昉等人。这一批留学生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儒家教育。《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鸿胪寺主管外交，“开元初”所指的便是开元五年（717）到达长安的这次使团。

在大唐的十八年里，不只是经史类书籍，真备涉猎广泛，天文、历法、音乐、兵法、器械等都是他的学习范围。对此，森公章在《藤原广嗣之乱与遣唐留学生的前程》曾分析道，这可能与吉备真备赴唐时的年龄偏大有关。原则上来说，太学、四门学等官学只接受14至19岁的学生。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对留学生进行了初步教育的同时，也可能进行了筛选。阿倍仲麻吕（698-770）符合年龄要求，所以后来正式进入太学，以正规生的身份学习。而真备此时已经22岁，由于超龄，他可能只能成为非正式生，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学习。这造就了两人此后截然不同的求学方式和人生道路。

由于麟德历推算日蚀的误差越来越明显，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诏令僧一行制定新历。大衍历是历史上少有的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后才实施的精妙历法，被誉为唐代历法之冠。开元十五年（727）一行圆寂，《大衍历》五十二卷草成。开元十七年（729），在由张说、陈玄景修订后，大衍历开始启用。此时，下道真备已经在大唐度过了十三年光阴。在大唐学习了十八年后，他决定跟随天平六年（734）的第十次遣唐使团归国，抵达日本时是第二年（735）的四月，距离出发时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

因渡唐的功劳，下道真备以及同时归国的僧侣玄昉被圣武天皇所倚重。除了连升十级的异常提拔以外（由从八位下升至正六位下大学助），还在天平十三年（741）被任命为东宫学士，次年又升任至从四位下春宫大夫兼春宫学士，担任储君阿倍内亲王（即之后的孝谦天皇）的教育工作。在此期间，玄昉也因治愈了皇太夫人藤原宫子（圣武天皇的母亲）的顽疾而受到重用。加之皇族出身的橘诸兄参政，担任辅政之职，这些人事变动触动了藤原广嗣一脉的利益。天平十二年（740），以藤原广嗣上书要求流放下道真备和玄昉一事为开端，爆发了“藤原广嗣之乱”。

藤原广嗣在大宰府发动的叛乱被快速平定，此后直至藤原仲麻吕上台，橘诸兄的执政体使饱受瘟疫、灾祸的社会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在此期间，下道吉备于天平十八年（746）被赐姓吉备，改称为吉备真备。但也在同一年，因疫病在短时间内接连失去四个亲兄弟的光明皇后感到缺乏政治上的依靠，破格提拔了侄子藤原仲麻吕升至从三位，随后的天平二十年（748）时更晋为正三位参议，与身为左大臣的橘诸兄一派形成了对立局面。

天平胜宝元年（749）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女儿孝谦天皇，藤原仲麻吕则跳过了中纳言一职，直接被升为大纳言。光明皇太后又在宫中设置自己的权力机构紫微中台，仲麻吕出任机构的长官紫微令。获得了皇太后和孝谦天皇信任的藤原仲麻吕迅速地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支配权，实际上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橘诸兄一派执政的局面。天平胜宝八年（756）橘诸兄被密告毁谤朝廷。虽然密告并未被采信，但橘诸兄对默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朝廷感到失望，自请辞去左大臣一职。同年，圣武上皇去世。

为什么圣武天皇在位期间，从下道真备回国，一直到圣武天皇去世的二十年里，日本没能够采用《大衍历》？这一时期虽然是由重视遣唐留学生的橘诸兄一派执政，吉备真备也一直处于朝廷的中心部分参与朝政，但考虑到时代的综合因素，当时还不具备改历条件。主要原因有三：

一、《大衍历》结构严密精巧，其算法较前代的历法有诸多改进，其中《历术》七篇分别介绍了太阳视运动、月球运动、昼夜授时、日月交食、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推算等内容。这对于当时尚在使用经由朝鲜传来的《仪凤历》（即未使用进朔的简易版《麟德历》）的日本历博士来说，想要短时间内掌握绝非易事。

二、阴阳寮的人手不足，导致造历、改历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关于这一点，在下一节《大衍历》改历的准备工作当中会详细说明。

三、圣武天皇本人身体孱弱，在政治上主要依靠藤原氏一族。皇后的四个兄弟在疫病流行短时间相继死亡后，作为临时应急体制选择了与藤原氏亲厚的皇族出身的橘诸兄作为辅佐大臣，却又因此发生了“藤原广嗣之乱”，内心产生动摇，因此主动选择了出家退位。纵观日本古代的几次改历，都发生在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时期，当朝的执政者对“正朔”有政治上的需求，所以会积极推动改历事宜。

《大衍历》的传入，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历法体系，也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本遣唐使制度始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共派遣了19次使节团，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久、交流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实为罕见。唐玄宗时期，日本三次派出遣唐使团，使团规模在550—600人之间。作为文化使者，遣唐使全面学习借鉴中华文明，将文明的种子带回日本落地生根。日本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借鉴儒学思想，积极推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借助汉字创制改革本国文字，学习中国的天文、历法、医学及工程技术，对诗赋、围棋、音乐、书法、绘画、服饰等“大唐流行文化”的模仿吸收深入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衍历》在日本的传播和应用，正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缩影。它不仅是一部历法，更凝结着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智慧，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通过吉备真备等遣唐使的努力，《大衍历》在日本的推广，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还推动了日本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大衍历》的制定和传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和文化感召力。唐代，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还是文化传播与贸易往来，都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当时，中国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友好交往，长安接待了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3万余名留学生。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正是这一时期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写照。

《大衍历》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部历法的诞生与传播，更是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它见证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也体现了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意义。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回顾这段历史，更能体会到文明交流互鉴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