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法律界限何在？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法律界限何在？

2018年5月16日，上海市某广场发生了一起命案。保安朱某飞和马某民在制止一名持刀滋事的前同事时，一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另一人却因防卫过当被判故意伤害罪。这起案件揭示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间微妙的界限，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法律问题的深入思考。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但是，这种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就可能构成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的成立需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

1. 起因条件：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
2. 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3. 主观条件：具有防卫意图
4. 对象条件：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其中，最核心也是最难把握的就是“限度条件”。法律规定，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但什么是“必要限度”，什么又是“重大损害”？这些模糊的表述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案件。在上海市某广场，前保安朱某持刀返回工作场所滋事，保安朱某飞和马某民先后对其进行制止。马某民使用金属杆将朱某的刀打落，随后徒手搏斗。而朱某飞则在马某民身后用木棒连续击打朱某头部，最终导致其死亡。

这起案件中，法院认定马某民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朱某飞则构成防卫过当。原因在于，当朱某飞实施打击时，朱某的尖刀已被打落，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已大大降低。此时，朱某飞采用强度较小的防卫手段即可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但其却用木棒连续强力击打被害人头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另一个广受关注的案例是2016年的于欢辱母杀人案。于欢在母亲受辱、自身及母亲受到追债者攻击、殴打、求助警察救助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在母亲的办公室用水果刀刺伤四名追债者，致使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一审法院认为于欢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二审法院则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行为，但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这两个案例都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如何准确把握防卫的“度”？

正当防卫制度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难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和“防卫限度”的认定。

1. 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这需要考虑不法侵害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例如，在于欢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警察到来后不法侵害已经结束，而二审法院则认为讨债者仍在施压，不法侵害仍在进行。这种判断差异直接影响了正当防卫的认定。

2. 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这需要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以及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在朱某飞案中，虽然朱某的刀已被打落，但朱某飞仍选择用木棒连续击打头部，这种行为显然超出了必要限度。

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其他难点，如“死者为大”“谁闹谁有理”等错误思维的影响，以及对防卫人要求过高、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评判等。

近年来，在一系列热点案件的推动下，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逐渐被激活。最高法、最高检及时介入，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教训，发布了有关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司法解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导。

但是，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仍任重道远。我们需要在鼓励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的同时，也要防止防卫权的滥用。这不仅需要法律条文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法律精神，平衡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司法、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让每一个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都能勇敢地说出：“我有正当防卫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