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案背后的儿童拐卖预防：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共治

余华英案背后的儿童拐卖预防：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共治

2025年1月6日，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又有新进展。据该案当事人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透露，案件已经进入最高法死刑复核程序。余华英的家属没有为她委托律师，其本人申请了法律援助律师。王文广表示，虽然不能百分百确保最后余华英会死刑核准成功，但从法律上讲，不核准的概率应该在百分之一左右。

这起涉及17名儿童的拐卖案件，自2022年7月余华英被刑事拘留以来，经历了多次庭审和上诉。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提出上诉后，2023年11月28日二审开庭，检察机关发现余华英有漏罪未处理，建议发回重审。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10月11日重审一审开庭，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年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法庭宣判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这起案件的细节令人震惊。据《裁定书》显示，余华英为获取非法利益，于1993年至2003年间，分别伙同龚显良、王加文，在贵州、重庆、云南多地流窜作案，拐卖17名儿童，并将16名儿童以3000元至12500元不等的价格，通过王国付、杨希兰等人介绍卖到河北省邯郸市。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余华英伙同龚显良，通过精心准备、租赁房屋、熟悉环境、购买糖果冰棒等手段，接近被拐儿童，取得被拐儿童信任后实施犯罪。其针对的是不特定的被害人，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极大。余华英把儿童当作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也给被拐家庭造成严重伤害。

余华英案件的审判过程和细节，引发了社会对预防拐卖儿童问题的深刻反思。这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是对社会多方面的一次警示。它提醒我们，尽管近年来拐卖案件数量大幅下降，但滋生拐卖犯罪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面对当前拐卖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打击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家庭教育是预防儿童拐卖的第一道防线。家长需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包括教孩子牢记家庭信息（如地址、电话）及紧急求助号码，模拟防拐情景，提升应对能力，设定安全暗号，并避免轻易透露给孩子。同时，使用科技手段（如定位设备）辅助监护也很重要。此外，在网络“晒娃”时需注意隐私保护，避免泄露敏感信息。

社会各界需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学校应将防拐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讲座等形式提高学生警惕性。社区要建立联防机制，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行为。政府则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完善立法，提供寻亲救助支持。媒体可发挥宣传作用，普及防拐知识，增强公众意识。

法律层面应确保严厉打击拐卖犯罪，对犯罪分子施以重罚，形成威慑效应。同时，需要堵塞法律漏洞，简化证据收集程序，提高办案效率。余华英案中漏罪的补充审理也提醒司法系统要全面追责，维护正义。

跨国拐卖现象需要国际间协作，加强情报共享和联合执法，签订相关协议，明确各方职责，共同遏制跨国犯罪。

余华英案件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是对社会多方面的一次警示。只有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预防拐卖儿童事件的发生，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安全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