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儿童心理康复，我们还能做什么？

被拐儿童心理康复，我们还能做什么？

近日，两起备受关注的拐卖儿童案件相继宣判：贵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余华英死刑，电影《失孤》原型案件二审维持原判。这两起案件的进展，再次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到被拐儿童身上。然而，当这些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家，一个新的挑战却摆在了他们和家人的面前——心理康复。

2023年10月，10岁的小羽在上海一家儿童医院遭遇了噩梦般的经历。在神经内科病房内，她被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猥亵。这一事件不仅给她带来了严重的身体伤害，更导致她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事发后，小羽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她大部分时间需要以帽子、口罩、围巾掩面，情绪极不稳定，抵触一切陌生人，尤其是陌生男性。疾病的折磨、环境的嘈杂、就医程序的繁琐，都挡不住小羽学习的热情。在病床上，她仍坚持看书、上网课，甚至在语言学习app上打卡学英语，连续多天排名第一。可一个月后，这一切就被这场噩梦改变了。

更令人揪心的是，这种心理创伤并非个例。许多被拐儿童在回归原生家庭后，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挑战。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成年，与亲人重逢时，曾经熟悉的家已变得陌生，亲情间隔着时光的深沟。正如“梅姨案”中的欧阳佳豪，被拐时仅3岁，与父亲重逢时已22岁，十九年的分离让父子缺乏共同话题；钟彬认亲后，未给亲生父母留下联系方式；同案的礼礼回家三年，仍难以自然地称呼“爸爸”“妈妈”。

面对这些特殊的“归来者”，现有的社会支持体系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国家层面有《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等政策保障，但在心理康复这一关键环节，仍存在诸多不足：

1. 专业资源匮乏：目前，专门针对被拐儿童的心理康复机构寥寥无几，专业心理咨询师更是供不应求。许多家庭只能依靠医院的精神科进行初步治疗，但这种治疗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

2. 社会认知度低：很多人对被拐儿童的心理创伤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存在误解。一些人认为，孩子回家了，只要给予足够的物质补偿和关爱，就能自然恢复。然而，心理创伤的修复远比想象中复杂。

3. 经济压力巨大：长期的心理治疗需要高昂的费用，对于许多寻亲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虽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但正如法学专家程雷所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赔物质损失，不赔精神损害赔偿。

面对这些困境，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寻求突破：

1. 建立专门的心理康复机构：借鉴杭州“绿汀小屋”的成功经验，建立专门针对被拐儿童的心理康复中心。这些机构应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社工，提供长期、系统的心理支持。

2. 加大法律保障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对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赔偿。同时，探索建立国家层面的心理康复基金，为贫困家庭提供援助。

3. 加强社会宣传与教育：通过媒体、学校等渠道，普及被拐儿童心理康复的相关知识，消除社会偏见，营造理解和支持的氛围。

4. 构建家庭、社区、专业机构联动机制：家庭是孩子康复的重要支撑，但仅靠家庭力量远远不够。社区应发挥桥梁作用，连接家庭与专业机构，形成合力。

被拐儿童的“回家之路”不只是身体的回归，更需要心灵联系的重建。面对这种特殊的群体，司法救助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如何为他们和家庭提供后续的救助和心理安置？这不仅是家庭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全社会亟待探索的方向。只有通过司法、心理、社会支持多方共力，才能真正让他们找回丢失的岁月和亲情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