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的变迁，意味着佛教中心从天竺到中原的转移
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的变迁，意味着佛教中心从天竺到中原的转移
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的演变，不仅是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佛教文化中心从天竺向中原转移的历史见证。这一变迁体现了中原佛教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反映了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繁荣与传承。
从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开始，这个宗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并且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影响着民间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到佛教文化，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它的起源地天竺，那里也是很多信仰佛教的人所向往的地方。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天竺旧地已经没有了任何佛教气息，反而佛教文化在中原大地上依旧鼎盛，成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中原什么时候开始取代天竺的地位，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的呢？这个事情还得从残唐五代十国时期十六罗汉的变迁开始。
在唐末以前，世界佛教的中心在天竺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件便是以唐僧玄奘为代表的一大批僧人前往天竺求学，带回了佛教文化的的最新成果，也就是所谓的真经。同时也有一大批来自于西域和天竺的高僧来到中原传教，并且创立了自己的佛教宗派，最为著名的便是由菩提达摩所创立的禅宗。可是到了唐以后，这样的事情几乎绝迹了，反而到中原求学佛教的僧人极多。中原的僧人也四处传播佛教文化，甚至远渡重洋到达日本，比如鉴真和尚便前往日本传教，成为日本佛教中律宗的初祖。
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佛教文化的传承逐渐从天竺转移到了中原的事实。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历史学者们认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契机。一方面是因为南亚次大陆陷入了内战，佛教在内战中逐渐消亡，原本的教义失去了传承，不得不向已经外传的教派反向取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原文化在唐朝走向了鼎盛，已经压过了天竺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力，所以很多僧人到中原来学习佛教，也有很多中原僧人外出传教。其实学者们忽略了一点，天竺佛教的没落从根本上讲还是教义创新的停滞，而中原佛教的兴盛也是源于此。
实际上从佛教的传播来看，自从小乘佛教成熟之后，天竺佛教的创新就越来越少，很多现在熟悉的佛教理论，并不是来自于天竺原本的小乘佛教，而是来自于中原流行的大乘佛教。从历史渊源来看，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有所不同，又很大的创新和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示阿罗汉的体系。在小乘佛教中，阿罗汉已经是最为顶级的修为，但是在大乘佛教中，这只是修炼的开始而已。按照佛教传说，佛陀释加牟尼在圆寂之前让十六罗汉到世界各地去弘法，以追求更高的修为和领悟，这就有了大乘佛教的起源。
很有意思的是，佛陀派出的是十六罗汉，到了中原却变成了十八罗汉，这一变迁看似简单，却反映出了佛教文化的重大变革，也标志着佛教文化的重心从天竺转移到了中原腹地。原本天竺的佛教是释加牟尼在本土古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创立的，所以在佛教教义中经常能看到古婆罗门教的影子。到了中原过后为了与中原的道教争夺信徒，佛教不得不开始与民间百姓融合，渐渐的吸收了中原文化，开始了一些变革。这样的变革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到了唐末开始爆发，使得中原佛教自成一派，与天竺佛教已经大不一样了。
这些变化中有大量的创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十六罗汉中多出来的两个罗汉。十六罗汉是天竺佛教原产的，到了中原后被中原佛教所继承，在隋唐时期非常兴盛。可是到了唐末则出现了十八罗汉的说法，而对于这种说法的出现，史书上没有很确切的判定。但是从十八到十六的数字变化，至少说明了佛教文化中被中原本土文化的影响。十八在中原文化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这个数字来源于《易经》，这种文化最早能上溯到夏商周时期，在中国民间根深蒂固。民间将十六罗汉扩招到十八罗汉，显然是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罗汉扩招了，但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多出来的两位罗汉是谁呢？于是中原佛教的僧人和信徒们在佛经中找答案，却弄出了五花八门的结果，一直争论了近千年，到了清朝才被乾隆皇帝定下来。现在看到的十八罗汉中的两位分别为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的说法，都是从明清时期开始的。但是在这种长达近千年的争论中，却让中原佛教越发的兴盛，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为了完善十八罗汉的配置，中原的佛教学者也进行了多次的创新，让佛教文化充满了中原文化的气息，并且与中原文化紧密的结合起来。
十八罗汉中多出来的两位，最早被认定是在北宋时期。当时是宋朝第一文人苏轼在《自南海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罗汉》一文中，一一列举出十八罗汉的姓名。前十六位罗汉是《法住记》中的十六罗汉名，新增补的两位罗汉，第十七位是“庆友尊者”，第十八位是“宾头卢尊者”。苏轼虽然不是和尚，但崇信佛教，这在历史上很有名，所以受到了很多僧人的肯定。但也有人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庆友尊者”和“宾头卢尊者”实际上是同一人，都是《法住记》的作者，只不过一个是全称，一个是尊称而已。
于是南宋天台僧人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提出了新的说法，他认为第十七位应是迦叶尊者，第十八位应是君徒钵叹尊者。他的这个说法也是有依据的，来源于两晋时期的《弥勒下生经》和《舍利弗问经》。这两部经书中提出了四大比丘的说法，分别为大迦叶比丘、君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他们在佛陀涅槃时受命入世弘法，称之为“住世不涅槃，流通我法”。南北朝时期他们被称为四大声闻或四大罗汉，也是佛教中最早弘法的罗汉。由于时间太过久远，留下的经文太少，所以他们并没有后来的十八罗汉出名。
志磐提出这样的说法也是有道理，因为迦叶尊者和君徒钵叹尊者在佛教的地位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其中君徒钵叹尊者不仅是佛陀的四大声闻之一，而且是四大声闻第一。在《增一阿含经》中，佛陀也赞叹尊者说：“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堪任受筹，不违禁法。”在《舍利弗问经》中佛陀预言，未来佛法衰微之时，五百罗汉登南山避祸，唯君徒钵叹现身护持经律，使经律得以传诸后世。从这个描述来看唯君徒钵叹就是佛陀的继承人，在佛教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能与唯君徒钵叹并称，迦叶尊者的故事也很不一般。
迦叶尊者在佛教地位极为尊崇，不但是四大声闻之一，也是十大弟子之首，被誉为“头陀第一”。他的传说很多，最为著名的便是所谓的“拈花微笑”。这个故事中佛陀讲经有人奉上鲜花，佛陀拈花露出微笑，只有迦叶尊者看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于是佛陀与迦叶尊者以心传心延法，禅宗至此开宗立派。迦叶尊者也被认为是禅宗第一代宗师，至达摩为二十八宗师。达摩后来东来中原，为汉传禅宗第一代宗师，建立了大名鼎鼎的少林寺。而且在佛陀涅槃之后，迦叶尊者代为召集佛陀的所有弟子，传授佛陀临终之言，让他们入世弘法。
从佛教的地位来看迦叶尊者和君徒钵叹尊者加入组成十八罗汉是没有问题的，但会存在一个瑕疵。迦叶尊者和君徒钵叹尊者都是天竺佛教佛经中的人物，并非中原佛教的名人。中原佛教创造了十八罗汉的说法，增补的两位居然还是天竺的，这就让中原佛教的面子有些过不去。在宋朝时期，天竺的佛教已经没落了，而中原佛教睡着宋朝的兴盛而日渐鼎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依然选用天竺佛教名人担任十八罗汉，并不能体现佛教文化向东转移的情况。于是中原的和尚和民间百姓们提出了新的参考人物，那就是济公和布袋和尚。
在提出这两个人物之前，中原佛教先给两位增补的罗汉定了称号，分别为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有了罗汉称号，也需要有具体的神位，迦叶尊者和弥勒尊者成为最佳的候选人。之所以选这两人，是因为两人都是作为佛陀的继承人存在，延续了迦叶尊者和君徒钵叹尊者组合的风格。君徒钵叹尊者比较生僻，而且与弥勒尊者都有作为佛陀继承人的属性，所以实际上大乘佛教推崇弥勒尊者，就是兼顾了小乘佛教的一些说法。迦叶尊者的历史地位无法否认，所以依然作为十八罗汉之一。但是这两位罗汉却在民间有着对应的僧人，这就是济公和布袋和尚。
济公的名气最大，是宋朝以来最为著名的僧人。他是南宋高僧，活跃于南宋中期，在民间留下了大量的传说古树。民间百姓和官方对他都非常推崇，所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济公与迦叶尊者有着很大的关联度，比如济公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是宋明以来禅宗最著名的和尚。而迦叶尊者作为禅宗的初祖，他们之间是存在传承性的。将迦叶尊者作为降龙罗汉的法身，将济公作为降龙罗汉下凡，这成为了中原佛教的一大创新。实际上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济公已经作为降龙罗汉加入到了十八罗汉的大家庭中。
与济公的情况相似，布袋和尚也是用类似的办法与弥勒佛联系起来的。弥勒佛是佛教的未来佛，也是佛陀的继承人。在佛教中有弥勒尊者、弥勒菩萨、弥勒佛等不同阶段的称呼。这个佛教角色在天竺的形象如今已经见不到了，最常见的便是布袋和尚开口大笑的形象。在中原佛教的体系中，布袋和尚作为弥勒尊者下凡弘法的形象存在。他的原型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僧人契此，形象通常为脸带笑容，手提布袋，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他的传说在民间源源流传，尤其是在宋元明三朝影响力最大，就连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弥勒佛也采纳其形象。
经过这样的变迁之后，十八罗汉成为中原佛教创造性的发明，后面又有了一系列对佛教理论的新发展。这不但体现了中原佛教文化的繁荣，也代表着中原取代了天竺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除了十八罗汉之外，还有很多佛教人物和神话是中原佛教进行创新发明的，比如和合二仙就是寒山拾得两位高僧等等。这样的情况让中原成为佛教文化的胜地，而作为佛教诞生地的天竺则走向了衰亡。到了清朝时期，乾隆皇帝对十八罗汉的册封，从官方定义肯定了民间和佛教的认知，再一次肯定了中原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
可以说十八罗汉作为佛教文化的分支，在千百年传播中产生的变化正式佛教文化中心转移的缩影。这十八尊罗汉在佛教的地位体现了中原佛教对原始佛教的创新和改良，也体现了中原佛教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到了今天，提到十八罗汉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降龙罗汉济公活佛，而不是迦叶尊者。这样的民间形象的转变，也说明了天竺佛教在中原改良传播中的巨大成功。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因为中原佛教文化而诞生的各种神话传却依然受到老百姓欢迎，这便是中原佛教创新中最为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