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市民”：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身份转变

从“农民”到“市民”：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身份转变

2023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然而，在这光鲜的数据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仍有超过2.5亿的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当地户籍，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业转移人口。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却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面临着“半城市化”的困境。如何让这些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保证了城市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分割，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户籍制度开始逐步松动。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首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此后，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从小城镇到大城市逐步取消落户限制，并实施居住证制度。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快车道。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2023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0%提高到66.16%，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极大推动了新型城镇化进程。

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要问题是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目前，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仍与户籍直接挂钩，导致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特别是在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户籍壁垒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重大障碍。

其次，建制镇尤其是特大镇的管理权限不足，也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据统计，全国9.33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3亿左右居住在2.1万个建制镇。这些镇在经济和人口规模上已经具备了城市的体量和特征，但仅享有镇一级管理权限，难以充分释放发展潜力。

此外，人口流动的新趋势也带来新的挑战。随着农民工群体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就近创业就业，县城成为首选地。然而，不少县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

面对这些挑战，政策层面正在积极应对。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要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同时，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特别是要完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此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竞争力，也是重要一环。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不仅关系到2.5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