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酒三千年：古代文人与酒的故事
文酒三千年：古代文人与酒的故事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酒就是文人墨客的好友，以酒为意象、符号、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汗牛充栋。酒作为媒介，与诗人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深度融进了多种文学样式中，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盛景“宴饮文学”。
为带领各位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宴饮文学的发展历程，本文精选《文酒三千年：文化模式视阈下的中国宴饮文学》，分别从中国古代宴饮文学名家和“酒文学”的经典作品两个角度，为大家阐释酒与古代文人、文学的密切联系。
陶渊明宴饮文学中的酒仙精神
想要了解中国古代宴饮文学，首先要理清“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和“酒仙精神”三者的区别。
- 日神精神是愉悦精神、德行精神、礼仪精神和适度精神；
- 相反，酒神精神则是悲剧精神、非德行精神、抗礼精神和极乐自由精神；
- 而酒仙精神作为中国独有，西方所无，它的特点则是对现实悲剧的“度脱”，是超越世俗道德，回归自然、遗世独立、自由、适度、平和冲淡的美学精神。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中国文化的符号，在他身上，所谓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而无论是酒还是诗，都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陶渊明的酒文学作品，有酒散文，也有酒诗。对于陶渊明酒仙精神的解读，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是对现实悲剧的“消解”，体现了现世解脱精神
陶渊明的一生充满了矛盾、痛苦，如才拙喜静与报国立功之冲突，带来了抱负不遂、猛志成空之苦；为贫出仕与不肯折腰之矛盾，带来了折腰损性、志意所耻之苦；禀气寡谐与渴望知音之矛盾，带来了生活孤独、心灵寂寞之苦；躬耕南亩与现实生活之矛盾，带来了厚颜乞食、老病侵身之苦。
尽管现实存在许多“残缺与不足”，但在陶渊明身上都被转化成“自足、自乐、自欣”。通过这种中国式的消解，达到快乐的境界，甚至是无乐为乐的境界，这就是陶渊明身上的酒仙精神。
第二，是对形而上的“深味”追求，体现了个体自由精神
正如陶渊明《饮酒》之十四中所云：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陶渊明是我国用诗歌来探讨酒味的第一人。他对酒中的“深味”是有独到体验的。“父老杂乱言”，可见酒后言谈的自由放旷；“觞酌失行次”，可见酒中行为的不羁礼法，这些都是获得深味的先决前提。深味，其实就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创作的“道味”酒诗，第一次以诗歌的形式赋予了东晋“儒道兼综化”以哲学上的意义，也赋予了诗人主体上的意义。酒在表现个性、道味之中也获得了独特的象征意义。
体现陶渊明酒仙精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他对淡而真的“道味”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了平淡冲和的美学精神
陶渊明诗中的酒味、醉境，是冲和、平淡的。这一方面由于在他的饮酒生活中，“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另一方面则来自庄玄之学。陶渊明常常将酒与乐、诗、菊、松、山水结合起来，贯穿到他的整个田园生活和田园诗歌中。他的酒、菊、乐、诗乃至山水、田园，都是在这种冲淡的醉境之中体现道境，呈现道味。陶渊明在创造中国文人特有的生活模式的同时，也在酒诗上充分地展示了诗人的个性，塑造了平淡冲和的美学精神。
陶渊明酒仙模式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时代的反映。从整个酒诗发展史来说，陶渊明诗酒文学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陶渊明把历史上的酒诗推向成熟阶段，真正从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政治功利中解放出来，走向具有独立地位、独立人格、独立个性、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饮酒诗歌成熟的重要标志。从他开始，酒就成为诗歌中一个重要符号，一个重要的表现对象，一个重要的题材内容。他的酒诗在中国宴饮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东晋·陶渊明<饮酒>》 边保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初盛唐宴饮诗人的酒仙精神
王绩酒诗中的酒仙精神
中国酒诗自陶渊明后进入成熟阶段，经过南北朝到初盛唐，出现了第一个创作高峰。陶渊明所开创的自然范派的酒诗，在唐代备受推崇，自初唐王绩开始，经历了盛唐孟浩然、王维，中唐韦应物、白居易，至晚唐赵嘏、唐彦谦等，莫不重视他的诗酒人生。其中，真正在酒诗创作方面继承陶渊明的以初唐王绩、盛唐孟浩然为突出。
王绩（约589-644年）从生活到酒散文、酒诗歌的创作，都是有意学习陶渊明的，可以说是唐代第一个学陶并得其仿佛的人。他的酒诗不仅在于宣扬“酒德”，而且醉酒之余还在“寄情”“抒怀”，这正是对陶渊明“寄酒为迹焉”的继承。
他的《醉乡记》模仿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的味道，突出了“酒”的中心，诠释了与世俗对立的酒德概念。
他的自传体《五斗先生传》，自称“以酒德游于人间”，在这个沉醉的世界里，“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所以他高举“酒德”大旗，对抗“仁义”“礼乐”。他的酒诗有着某种类似酒神愤世嫉俗的抗争精神。
王绩不仅在田园诗、饮酒诗的创作上极力拟陶，而且在天真自然的心态、风味上也极力摹陶。但因为他的多次干谒、出仕和退隐，使得他心中的济世情怀没有完全泯灭，所以在他的饮酒诗中，并不能真正做到陶渊明的“澹远真素”，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忧愤的味道。
孟浩然酒诗中的酒仙精神
学陶达到真正平淡境界的则是孟浩然。孟浩然（689-740年）亦嗜饮酒，他的诗集中含有“酒”的占比也很高。孟诗常以魏晋名士饮酒自比，如
《九日怀襄阳》中：“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宜城多美酒，归与葛强游。”
《高阳池送朱二》中：“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
孟浩然的饮酒同他由求仕到归隐一样，经历了从忧愤到宣泄，最后归于平淡的过程。他早年求仕就有羡鱼之叹和求人援引之意（《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曾发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幽怨（《岁暮归南山》），也曾表达“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失落（《留别王维》）。反映到饮酒上，他既有“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同储十二洛阳道中》）的意气风发，也有“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自洛之越》）的愤懑不平。后来孟浩然接受了道家自然思想的感染，心态渐次趋于平静舒坦，他的饮酒诗也渐趋于平淡了。诚如闻一多所评：“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诗。”
清代丁善长《历代画像传》中所绘孟浩然
苏轼宴饮文学的文化模式
盛唐而后，随着中唐到北宋酒文化的发展进步，在饮酒风气和饮酒心态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宋代饮酒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文士阶层的饮酒生活方式。以“浅斟低唱”为内核的宋代士人诗意般的文化享乐代表了一代文士的饮酒风气。文人的优遇，诗意的享乐，精神禁锢的相对宽松，大大淡化了“士不遇”的情绪，有助于饮酒旷达之风的形成。而欧阳修、邵雍、苏轼堪为一代典型。
苏轼（1037-1101年）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美食家、酒文化专家。他的宴饮文学，数量巨大，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内涵丰厚，是精致型宋代文化的代表，足以奠定苏轼在中国宴饮散文史上的地位。
以苏轼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宋代文士在饮酒的形式上，发生了从盛唐的“癫饮狂歌”到宋代的“浅斟低唱”“半酣微醉”的转变。这个变化过程实际上在中唐就已经开始了，宋代“杯酒释兵权”、优厚文人的国策，加上理学节欲观念，导致人们对“酒中趣”命题的重新建构；在饮酒的心态上，发生了从盛唐外铄型向宋代内敛型的转变，这同整个时代社会心理趋向内敛是一致的。这也决定了宋人饮酒，消磨在家蓄歌乐、茶楼酒肆、秦楼楚馆中风流自赏，无复初盛唐人那种少年饮酒任侠的进取精神；加上庄、禅之解脱观念，决定了宋代文人饮酒多偏向对一种内在精神的解脱的追求；在饮酒风气和心态的变化上，唐宋酒文学特别是酒诗从内涵精神到艺术风格表现，从气象、情理到浓淡诗味都呈现明显的不同。苏轼的宴饮文学在前人的基础上，“出以己意”，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苏轼《椰子冠》诗云：“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刘运良作《椰子冠图》局部
中国古代宴饮风气与宴饮文学都是特定的社会时代精神的产物，饮酒生活、心态、思维、审美等对这些酒文学名家作品的情感内容、艺术创造和审美风格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