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教育改革：陈立夫的教育改革之路

烽火中的教育改革：陈立夫的教育改革之路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期间，对中国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他针对当时中国大学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评聘等方面的不足，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为建立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不久，一天，他在无意中，翻看国联调查团在调查中日冲突后写的《报告书》，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
报告书说，调查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高校，发现中国高校“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巨大”，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自外国。
而且，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学生所设。特别是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
报告书对陈立夫的触动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结，促使他作出一个重要决策：要收回“文化租界”，办中国的大学。
后来，陈立夫写了《从根救起》一书，对他当时的心情，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
“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民国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后，才恍然大悟。
那时，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我一一为之安顿下来。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美国制，即是英国制。
而采用中国学制的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乏。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陈立夫下定决心，“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像一座中国的大学。”

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旧照他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建设中国的大学，陈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方面。他亲自主持制定了“颁部”大学课程表及课程标准，要求各校统一执行。
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在必修课中，增加了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这是陈立夫特别强调的。
他认为，一些大学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缺乏了解，这种状况，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因为，侵略者要毁灭其国家，必先毁灭其国之历史与文化。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史等；
在语言科程中，将中文列为与外国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文要求能阅读古文书籍和写作通顺文章，外国文要求能阅读所学习的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同时，陈立夫还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提议在一些学校增设了抗战国防课程，如“堡垒工程”、“军用结构”、“兵器学”等。在部颁课程中，凡是没有教材的，鼓励教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

民国时期大学上课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在确定课程时，由教育部先定了一个整理课程的三原则：
第一，规定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
第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反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至偏颇之弊；
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
根据这一原则，一些无用的课程删掉，一些重要而没有的补上。如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的情况，设立水利、肥料、茶叶、丝绸等科系，并设置相关课程等。
除了改革课程设置外，陈立夫还领导教育部进一步拟定了各科目教材内容，以备各校试用。
1940年，在征集各校课程科目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教材纲要，当时，集中了数百名教授，历两年努力，编写了各科教材纲要草案42种，颁发各校参考试行。
首先，在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采取特约撰稿、公开征稿、采用成书三种办法，确定了163部书作为大学教材。
几年后，各学校终于能按部颁课程标准，教材标准统一起来，一举改变了中国大学课程无中国特色，课程无中国教材的局面，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二，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
陈立夫认为，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十分重要的。他通过对一些学校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的资格评聘，过去毫无标准，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评聘只有一条原则，即必须是留学返国者，这种评聘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不科学，是崇洋的表现。
因此，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待遇暂行规程》，1940年由教育部公布。
该章程规定：教员资格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个等级；对资格审及定升等年资，均有适当规定，担任助教、讲师有一定年资、有特殊成绩并有著作者，均应按照规定升格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学返国”的限制。
同时，对教师实行奖励的办法，凡“合格教员，可准休假进修，并发给研究费讲助金，其资深望重者，经过同科目教授之选举，可以担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文科方面，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著作、王力的语法理论、钱穆的《国史大纲》、贺麟、汤用彤的哲学、逻辑课；理科方面，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三，改进考试办法。
陈立夫认为考试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试有不少弊病，应该加以改进。
以前，大学入学考试是各校单独命题，陈立夫认为，这种考试办法增加了应考学生的困难，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困难，学生为参加各大学的考试，到处奔波，十分不易。
而且，这种考试使各校录取新生的成绩相差悬殊。
为了整齐学生的入学水准，解除学生应考奔波的困难，陈立夫决定，从1938年度起，在后方19省市分区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教育部成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具体执行。在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及阅卷、录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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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考试，以前只考最后一年所学课程，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定在毕业考试时，实行4年内学生所学3种主要课目的总考，他认为：
“此种办法可使学生对以往4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总复习，而不致支离破碎，比欧美各国的办法均胜一筹。”
对平时考试，陈立夫提出在学生中举行“学业竞赛”考试，由学生自由参加，成绩最优者及次优者均得奖励，并在学校公布。
通过改进考试办法，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人才。
第四，实行贷金制度。
当时处于战争，一些青年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这些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便设立贷金制度。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
不过，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
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
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的大学。
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可谓用心良苦，颇费艰辛，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
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陈立夫的领导下，通过教育界广大人士的艰苦努力，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艰难困苦中蹒跚前进。
大学教育方面。原有大学内迁后很快复学，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战时对医、工等技艺人才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
增设这些学校，需要各种器材设备和建立很多专门实验室，需要大量经费，陈立夫通过各方活动，筹得巨款，用于新校的创设。
陈立夫还认识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因此，首先要发展师范教育，他除在几所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还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院校，并将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称西北师范学院。
为了训练社会教育人才和音乐人才，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学院和国立音乐学院。
为了改变高校内迁后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设立国立中正大学、在浙江省设立国立英上大学等。这些举措，使大学教育能稳步发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决定政策方针，监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办理，但在战时情况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于战争，当时很多中等学校教师、学生都举家流亡，到内陆后，教师失业、学生失学。
陈立夫认为，必须妥善安置，同时又不能让后方省份增加经费。于是，由国家投资，在内陆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师范学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师和学生。

第二，规定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
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颁令各省执行。这一办法，要求各省根据其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情形，分别划定三类中等学校（即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校区，分区设置各类学校，以免重复。
其中，学区则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职业学校区则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之发展；师范学校区则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
这一办法的实行，保证了战时中等教育在区域和比例方面达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统一课程与教科书。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实行统一，1940年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1941年，又公布了各科目的课程标准，要求各地执行。其所用教科书也由教育部统编，交由各书局印制，发放各学校使用。
国民教育方面过去主要由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教育部也积极推进。
新县制实行后，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而学校教育要求有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教育部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
同时，教育部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
为了很好的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终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
不过，后来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
在社会教育方面。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虽是无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紧急关头，社会教育对人心士气的振奋，同仇敌忾心理的激发，是有相当大作用的。
陈立夫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文物十分重视，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内迁。
文物到内陆后，陈立夫亲自勘定馆址，指挥安放，要求尽快复馆，对外开放，以资育人。
除恢复、发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外，还在重庆创设了中央民族教育馆、国立礼乐馆、中央美术馆等；在兰州筹设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敦煌研究所等。
这些机构逐步发展，后来都颇具规模，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
为鼓舞人心，宣传抗战，1938年，教育部还组织4个巡回戏剧教育队，到各地巡回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
陈立夫认为，电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他入主教育部后，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一科，专门管电化教育，1942年创设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并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深受各地欢迎。
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陈立夫主持制定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1年，教育部制定的《边地青年教育实施纲领》由行政院颁布，确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实施边疆教育的范围。
规定边疆教育由教育部主管，过去由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办的边疆学校，一律划归教育部主管。
对于边疆教育，陈立夫深感责任重大，花了很大的精力。
首先派员考察边疆各地。
除零星派员到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外，教育部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西南边疆考察团，从1939至1940年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考察，了解情况，提出建议，最后由教育部形成措施，进行施行。
其次，开展边疆学术研究。
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在其他一些有条件的大学设立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1944年，还设立了边政学院，对边疆历史、文化、社会等进行研究。
第三，译印教材。
由于边疆地区经济落后，没有条件自印教材，陈立夫指示教育部置办文印机件，用蒙、藏、回文译印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分发边疆各地应用，后来又逐步将其他教材译印，同时，编印蒙藏辞典及其他补充读物。这样，边疆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
不过，在发展教育的同时，陈立夫极力加强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想尽办法将CC力量渗透于学校中，以实现其党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大专学校组织要点》，共12条，确立了“以党治校”体制，并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还增设了训导处，使学校置于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与严密控制之下。
陈立夫还指使CC特务在学校大肆活动，对有进步思想或抗日论的师生，进行严密监督，甚至实行绑架、逮捕、杀害等。
陈立夫在主掌教育部时，虽然有所成绩，但他在教育界势力的膨胀也引起蒋介石的不安和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不满，特别是在学校实行的思想强化政策和特务政治，激起广大师生的反对。
于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底，蒋介石重调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只好将教育大权归还于朱，黯然离开了教育界，此后，再也没有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