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和朱瞻基的猫咪养成记
武则天和朱瞻基的猫咪养成记
在中国古代，猫不仅是捕鼠能手，更是皇族权贵的心头好。武则天和朱瞻基两位帝王都对猫咪情有独钟。武则天曾因萧淑妃诅咒而禁止养猫，导致大明皇宫中的猫成为流浪猫；而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却对猫情有独钟，他的画作《花下狸猫图轴》更是传世之作。这些历史趣闻不仅展现了猫在古代的重要地位，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帝王们温柔的一面。
武则天的猫妖传说
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她与猫妖传说的起源，则与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诅咒紧密相连。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后，心中充满了怨恨。在绝望之际，她们立下了恶毒的诅咒：“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武则天得知后，又气又怒。自此，宫中不再养猫，并且立法禁止长安人散布猫妖的流言。
在当时，人们对猫鬼之说极为忌惮。《大唐疏议》第 262 条明文规定：“蓄造猫鬼及教导猫鬼之法者，皆绞；家人或知而不报者，皆流三千里。”这足以证明，有很多人都对猫鬼的存在深信不疑。
猫妖传说在唐朝如此盛行，除了与武则天的这桩秘史有关外，还与隋朝的秘闻脱不开干系。隋朝时期，猫妖故事就已经记载在了史书上。当时朝中非常流行“猫鬼”之术，下蛊之人操纵猫鬼杀死指定的人，便可夺其财产。隋朝王室亲戚独孤陀就曾命家奴操纵“猫鬼”诅咒亲姐姐皇后以及妻子的姐姐，从而获得巨额财产。事情败露后，朝廷严格彻查“猫鬼”事件，并牵扯多宗重案，大批皇亲国戚、高官贵人都深陷“猫鬼”泥潭，影响非常大，因此被记录于史书之上。
受两朝猫妖故事的相互影响，当时的民众对猫妖存在这件事深信不疑也就不奇怪了。而武则天对猫的恐惧，也成为了唐朝宫廷怪象之一，其背后隐藏的政治阴谋，更是耐人寻味。
朱瞻基的猫咪情缘
与武则天不同，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对猫咪情有独钟。他不仅在宫中养猫，还创作了许多以猫为主题的画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花下狸猫图轴》。
这幅画作描绘了一只狸猫蹲踞于石下，懒散悠闲，双目炯炯有神，猫的可爱与机敏跃然画上。朱瞻基的画风明显受到文人画的影响，注重线条和墨韵的表现，展现了高超的绘画技巧。
作为一位艺术家皇帝，朱瞻基在位期间不仅有“仁宣之治”的政绩，个人艺术水平也出类拔萃。他擅长花鸟、畜兽、墨竹等带有象征寓意的题材，在风格上明显受到文人画的影响，注重线条和墨韵的表现。他的画作不仅展现了猫咪的可爱与机敏，更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唐宋宫廷的养猫风尚
在唐宋时期，养猫已经成为宫廷中的流行风尚。特别是在宋代，猫作为宠物获得了统治阶级、权贵家族、文人墨客和平民百姓的喜爱。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以捕鼠猫为主要形象的诗词等作品，而在艺术作品中，宠物猫的形象则更多地通过绘画等形式展现出来。
据《宣和画谱》记载，宋代猫画艺术作品数量丰富，达到了数百件。俗语有云：“狗来富，猫来贵。”“猫”字与“耄”字谐音，由此被赋予祈求长寿的吉祥寓意，“猫”“蝶”谐音“耄耋”，含有“耄耋富贵”之意，猫蝶结合成为绘画的佳选题材。在宋代，以宋徽宗赵佶为首，李迪、祁序、靳青、何尊师、王凝、李霭之、苏汉臣等画家在猫画的创作上各具特色。他们擅长描绘婴孩与猫共同嬉戏的场景，或以花木及名猫为题材，或创新性地将猫与蝴蝶、山雀、蛐蛐相结合。在宋人观念里，供养花木可驱鬼辟邪，承载了丰富的象征内涵。牡丹象征着富饶与福祉，蜀葵代表着阳光，而石榴则寓意着多子多福。蜜蜂代表勤劳和智慧，山雀象征喜庆和欢乐，蛐蛐则寓意着热闹和繁荣。这些动植物与猫咪的结合，使得画作更具有生活情趣，也使得猫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
这种图像在死后墓葬塑造中也得以延续，“猫的图像一直到宋代之前都鲜有出现。猫的装饰图像在墓葬壁画中出现并非孤例，主要集中出现在宋金壁画墓中”，（赵丹坤《狸奴小影——试论宋代墓葬壁画中的猫》）多数黑质白章，这些壁画中的黑猫形象，或许为狸类驯化为家庭宠物提供了一定佐证。装饰画中有猫雀组合，“窃脂小雀，盖取音‘耆’也；则猫雀相合为以图载音，因声求义，故取义‘耄耆’耳。所以，‘猫雀’与‘猫蝶’有着相同的图像语言，意喻‘长命寿考’”。（袁泉《宋金墓葬猫雀题材考》）猫与妇女携子共现的图案，象征着庇佑后代的期许。正如袁泉在《宋金墓葬猫雀题材考》中所述，“抱子猫雀”图展现了“生子见庙”祭祀场景的独特风貌；“新嗣抱见，俯垂佑庇，俾之成人，富贵长命”。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石榴一直以来也被视为多子多福的象征。正如民间俗语所说“千子如一”，寓意着家族繁荣昌盛，子孙满堂。宋代《榴花戏猫图》便是典型的代表之一，也是祈愿家族繁荣，更是对后代的庇佑与祝福。
在宋代文学作品中，猫与女子的形象结合颇多。这主要是因为猫在宋代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宠物。同时，猫的灵动、优雅、独立的性格特点也与女性的柔美、婉约、神秘气质不谋而合，使得猫成为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象征。但是在宋代话本中，猫与女子结合，女子形象又被妖魅化。
在除诗词绘画等纸质表现手法之外，宋代艺术家们擅长将猫的形象融入到石质画作之中，例如宝顶山大佛湾《六道轮回图》中的《猫鼠图》。石刻栩栩如生，竹上鼠缩尾垂，惧视下猫；竹下猫抬爪背弓，欲捕鼠。动静结合巧妙地折射出当时社会主流的“儒、释、道三教调和，各有所用”的心态。（童邦华《浅析大足石刻〈猫鼠图〉艺术造诣》）宋人普遍认为猫绘有驱避老鼠的功效，因此在江南地区，每逢蚕丝养殖季节，蚕农们都会采用猫画来预防和控制鼠害，这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中的传统习俗。在蚕房周围布设张贴猫木版画，以此寓意驱赶老鼠，保护蚕茧的安全健康成长，以此寄托对丰收的期盼。
猫画艺术中的内容，既描绘了真实的生活场景，也体现了宋代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情感寄托。猫作为宠物，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寄托了时人内心深处的生活愿景，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与之相应，文人创作了不少题画诗，诗歌意象日常化与哲理化，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具备深刻的思想和哲学观念。如陆游《题画薄荷扇二首·其一》：“薄荷花开蝶翅翻，风枝露叶弄秋妍。自怜不及狸奴黠，烂醉篱边不用钱。”杨万里《子上持豫章画扇其上牡丹三株黄白相间盛开一猫将二子戏其旁》：“暄风暖景政春迟，开尽好花人未知。输与狸奴得春色，牡丹香里弄双儿。”李石《题马仲友画花下猫二首·其一》：“花相春归画锦仙，轻云羃羃护花天。莫烧高烛三更月，自有真香一炷烟。”猫醉薄荷、花间嬉戏、衔蝉扑蝶，若非细致观察则无法在诗画中传神。在这些题画诗中，猫被赋予了风雅的文化意蕴，不言理、非托志，仅因心灵感悟而吟咏。
在宋代诗词中，猫这一意象被视为心灵慰藉的依托，是悠闲烂漫生活的象征，象征着宁静安逸的生活。如《指月录》“牡丹花下睡猫儿”，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好的画面，在牡丹花丛中，一只猫咪静静躺着享受阳光的温暖和花香的熏陶；叶绍翁《猫图》“醉薄荷，扑蝉蛾。主人家，奈鼠何”，（《宋诗纪事·叶绍翁猫图》）诗中刻画出的小猫动态生动形象，身为家猫却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