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性地加以克服生命中出现的孤独感与焦虑？
如何建设性地加以克服生命中出现的孤独感与焦虑？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孤独感和焦虑已成为许多人难以避免的心理体验。如何建设性地克服这些负面情绪，不仅是一个个体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社会、文化乃至哲学层面的深刻议题。本文将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体如何通过自我发展和创造性工作来克服孤独感与焦虑，以及权威与服从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个体应直接地面对他发展中的各种危机，依靠发展和利用他的能力来摆脱依赖性，并经由创造性的工作和爱而与其同伴相联系来实现。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教育背景的人更容易接受对科学的信念，这种信念也因而倾向于较少地受到质疑，因此，在我们今天，这种信念很可能比宗教更为频繁地扮演着强迫性地避开不确定性的角色。
当一个人将自己看做是上帝的代言人或伙伴时，他滥用自己的权力去支配他人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
大多数父母会在口头上坚持说，他们只是希望让孩子实现他自己的潜能。但他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想紧紧抓住年轻人这种潜意识的需要。他们常常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就好像是儿子或女儿只有保持在他们的控制下，否则就不能获得自我实现一样。
事实上，儿子或女儿获得自由的过程通常会激起父母某种深层的焦虑，对我们社会中的父母来说，要真正地相信孩子生而具有的潜能是多么困难，所有顽固权威为了保持其权力甚至不惜以制服他人使其屈服为代价的倾向是多么强烈。
在人的自我中存在着将自我交付给那些占支配地位的人的倾向。他们一直被教导说，只要他们做个好人，幸福与成功会随之而来，而做个好人通常被解释为服从。但一味的服从会削弱一个个体道德意识与内在力量发展的基础。在长时间地服从于外在要求后，他就会失去自己真正的作出道德的、负责的选择的力量。
这些人做个好人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快乐的力量便减弱了。幸福不是放弃美德的报偿，它是美德本身，那么这个放弃了道德自主性的人就已经在相同程度上放弃了他获得美德与幸福的力量。
个人对机械一致性的服从以及未来适应工作的需要和过度节俭的生活安排，确实在现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为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并因此也带来了社会的成功。因此，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服从于工作的需要，那他就能够赚到钱，但中产阶级在这种服从制度中遭受了情感上的匮乏。
我们社会中那些被教导通过降低自己以成为一个好人的人，只有到后来最终发现他们这么做甚至都不能得到经济上的报偿，更不要说是幸福了时，才会有这么多的愤恨和愤怒，正是这种深埋在心中的愤恨为得到照顾的需要提供了动力。
如果一个人相信人们应该屈从于他人的权力之下，那他不但将会为了得到照顾而使自己服从于某个更有权力的人，而且他还将感觉到去照顾某个在他这个等级之下的人是他的责任并对其行驶权力。那个要求得到照顾的人同时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微妙的方式获得支配他人的权力。例如通过认同其他人而获得个人的价值感、声望感和权力感。
移情表现的方式之一
是每个人试图通过他人来替代性地生活，直到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自我在哪里。对宗教神经性使用都是个体的以避免他不得不面对的孤独和焦虑的手段。人类从根本上说，其内心是深处是孤独的，而且人类必须完全孤独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而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除非个人能够在其完全和完整的现实中面对绝望和焦虑，否则绝望和焦虑将永远都不能被克服。只有当一个人先勇敢地接受他的孤独、成熟，最终战胜孤独对他来说才是可能的。当他能够不需要被照顾时，当他有足够的勇气孤身独处时，那么他就能像一个拥有权威的人那样说话了。
人们爱美与真理，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善，而不是因为它们会给那些爱它们的艺术家、科学家或哲学家带来声望。因为某物本身而爱它，而不是为了得到照顾或获得一种不正当的声望感和力量感而爱它的能力。
孤独感与焦虑能够被建设性地加以克服，可以通过个体直接地面对他发展中的各种危机，依靠发展和利用他的能力来摆脱依赖性来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一级的整合，并经由创造性的工作和爱而与其同伴相联系来实现这一点。而关于权威的问题首先应该从个人责任心的问题出发。因为权威主义与个体竭力避免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所应负责任的程度是成正比增长的。个人不应该就各种权威的长处而竭力地与自己或他人争论。
本文原文来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