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北宋文物大劫难
靖康之耻：北宋文物大劫难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攻破北宋都城汴梁，俘虏了徽、钦二帝及宗室贵戚三千余人，无数财宝被掠夺一空，北宋随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这场变乱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更是一场空前的文化灾难，大量珍贵文物在战乱中被抢夺、散失，给中华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金兵的疯狂掠夺
金军在攻入汴梁后，开始了疯狂的洗劫。据《靖康稗史》记载，金军“凡金玉、缯帛、宝货、法物、图书、仪制、冠盖、器用之物，凡百工之巧，无不毕取”。他们不仅掠夺了皇宫内的珍宝，还大肆搜刮民间的文物。徽、钦二帝及皇室宗族、妃嫔宫女、乐师画师等被俘虏，连同书籍、珍宝等一同被押往金国。
文物散失的见证
在靖康之变中，无数珍贵文物被金军劫掠，其中一些文物的流落过程成为了这场文化浩劫的见证。
大晟南吕编钟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北宋重要文物——大晟南吕编钟，见证了靖康之难。这只编钟为青铜铸造，全高27.9厘米、厚0.7厘米，以双龙钮悬挂钟体，钟面铸有螭虺纹，属于椭圆筒式编钟。一面铸有“大晟”二字，另一面铸有“南吕编钟”四字，铜质精纯、具有春秋时期编钟的特点，经考证，它是宋徽宗在位时所制新乐——“大晟乐”里的众多编钟之一，承载着宋徽宗粉饰太平的往事。
钟唇下边雕有“上京都僧录官押”七个小字。上京是金代最初都城，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都僧录”是金王朝各京管理僧寺的专门机构。这一行小字，记录下了靖康之难后，这枚编钟同两位皇帝一同被掳走，后来又流落到金上京境内一座寺院的经历。
卤簿钟
辽宁省博物馆还收藏了一口北宋卤簿钟，这口铜钟通体满铸“卤簿仪仗”纹饰，故名为卤簿钟。其承载的历史更是不寻常。卤簿钟整体高大，青铜质，铸造工艺精良，纹饰繁复而准确，其高浮雕纹饰的凸起程度，前所罕见。
根据钟身上刻的“大清乾隆年造”六字年款，人们可以肯定，这口铜钟最晚在清乾隆年间便已存世。不过，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这6字是清代加刻上去的。1991年，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对卤簿钟进行了墨拓，工作人员在“大清乾隆年造”6个字迹下面发现了上下各有一个右向的人物影像，这一发现，证明原铸钟面的两个浮雕人物曾被后人铲掉，其痕迹仍然留在字迹下面，为这6个字是清代加刻的鉴定提供了切实的证据。此后，研究人员在卤簿钟的口沿上发现斜刻的一行文字:“右街僧官宛平县仰山院官”及花押，经考证，“右街僧官”是“右街僧录司官”的简写，是金代中央政权设置的专门管理全国各地僧寺的机构。至于这行字中提到的“宛平县”，则是辽朝时的“幽州县”，这一发现将卤簿钟的铸造年代大大提前。
由于金代实行严格的铜器检验刻记制度，卤簿钟上的刻记只是反映了它的存在年代，并不能确证其铸造年代。幸运的是，卤簿钟的高浮雕刻画了形象丰富的人物、车马、楼阁、山水画面，帮助人们从多个侧面确认其铸造年代。首先卤簿钟的钟口部分是八波曲造形，专家由此认为，这口铜钟形成于唐宋晚期，开启元明清八波曲钟口的先河。再从钟面浮雕人物的衣着来看，其中雕有两名头戴长脚幞头的捕头，具有典型的宋代特征，而卤簿仪仗中的文武官穿戴则具有更为确定的北宋时期特征。有学者注意到铜钟装饰带上那座城门，城楼居中，下开5门，门楼两侧以廊庑与朵楼、两阙相连。据史料记载，北宋汴梁皇宫的正门为宣德楼，这与钟上所刻的城门特征相符，进一步证实了这口钟确为北宋时期之物。
这口钟在靖康之难中与两位皇帝一同被掳走，后流落至金朝上京。钟身上的“右街僧官宛平县仰山院官”刻记，表明它曾在金代被管理僧寺的机构所掌控。而“大清乾隆年造”的年款，则说明这口钟在清代仍被使用，见证了从北宋到清代的历史变迁。
文物散失的影响
靖康之变导致的文物散失，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不仅导致了文化传承的断裂，也使得后世难以完整了解北宋时期的文化成就。例如，李清照夫妇的收藏中包含了许多珍贵的金石书画，这些文物的散失，使得后世无法欣赏到这些艺术珍品，也难以全面了解北宋时期的书画艺术发展。
此外，文物散失还影响了历史研究。许多文物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它们的流失使得历史研究者难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影响了对历史的准确还原。例如，卤簿钟上的浮雕图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北宋宫廷仪仗制度的珍贵信息，而这类文物的大量流失，无疑给相关研究带来了困难。
靖康之变中文物的散失，也引发了对文物保护的深刻思考。这场浩劫揭示了在战乱时期，文物是多么脆弱和容易被破坏。它提醒我们，在和平时期也要重视文物保护，建立健全的文物保护体系，以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靖康之变不仅是北宋王朝的覆灭，更是一场文化浩劫。金兵的洗劫不仅夺走了无数珍贵文物，更摧毁了北宋的文化精华。这些文物的散失，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通过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应当更加珍惜文化遗产，重视文物保护，以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