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再发力，如何接住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生育支持政策再发力，如何接住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初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采取了包含育儿减税、普惠托育、延长产假等一系列举措。但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养育成本下降难、公共服务供需出现矛盾等问题，有必要总结现阶段的实施经验，从灵活降低生育成本、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完善照料支持、改善社会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开启了我国全面构建生育支持体系的阶段。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同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在优生优育、普惠托育、生育休假、生育补贴、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更完善的发展建议。
优生优育政策
优生优育政策是我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该政策的关键在于降低孕产妇女和婴儿的死亡率，减少婴幼儿出生缺陷，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妇女儿童身体健康。2022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为93.3%，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为94.9%，适龄儿童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各种疫苗接种率均保持在90%以上。
普惠托育服务
普惠性质的托育服务是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抓手。在女性劳动参与率维持较高水平的背景下，婴幼儿的抚育责任必须由家庭走向社会，我国正在建立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在0～3岁婴幼儿照护方面，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完善托育服务的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机构监管制度。《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经达到89.7%，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的比例达到了89.55%。
生育休假政策
我国当前生育假期有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三种形式。在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各省（区、市）修订了原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大部分省（区、市）延长了原有的产假（98天）。关于陪产假和育儿假，多地规定父亲享有10～30天的陪产假。大多数省（区、市）规定，夫妻在子女满三周岁前每人每年可享受10天的育儿假。有调查研究表明，虽然延长的产假相对执行较好，但育儿假的休假比例相对不高，职场对育儿的友好程度仍待提高。
生育补贴政策
我国生育补贴主要有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两种形式。生育津贴主要由生育保险提供，旨在弥补职业妇女在产假期间因生育造成的收入损失，帮助职业妇女恢复劳动能力，重返工作岗位。但是，生育津贴将未就业女性和未缴纳生育保险的就业女性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2022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为24621万，占劳动力总量（76863万人）的32%，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相对有限，影响了生育激励效果。除此之外，我国还通过将子女照料和教育费用定额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方式，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
尽管我国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方面已采取了诸多有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成本、观念、职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挑战。
养育成本居高不下
生育、养育和教育的“三育”成本是家庭育儿负担的主要来源。不同来源的数据表明，养育成本太高始终是我国现阶段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养育成本高企的背后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政府主导的教育减负运动并没有根除父母的教育焦虑，教育负担的形成是因为在社会整体环境影响下，家长和学生为了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获胜，被迫卷入了教育竞赛。因此，教育减负的最终实现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主导的力量，还需要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
婚育观念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婚姻生育文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代年轻人的婚姻观念更加注重个人自由和平等，同时也更加开放和多元化，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更加注重性权利，对待家庭方面更加注重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倾向选择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对不婚、不育持更开放包容态度。当前生育政策主要解决“想生不敢生”的问题，却很难解决“不想生”的问题。
职业发展与生育责任的冲突
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年轻女性关注内在需求和追求自我价值的意识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生育意愿的提升。新生代女性的职业期望和个人追求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矛盾，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相当普遍，中国家庭发展追踪研究数据显示，家庭每增加一个未成年子女，母亲面临的收入惩罚为12.8%。女性无法兼顾家庭与职业，将严重损害家庭生育意愿，因此必须尽快推动养育责任的社会化。
公共服务供需偏差
当前的生育政策紧扣居民生育、养育的痛点，尽最大努力破解“不敢生、不想生”的难题，但部分措施难以满足群众的最迫切需求。以托育服务来说，当前我国重点增强托育服务的供给总量和普惠性，然而居民更在意的是托育服务的质量提升，对托育机构仍然存在不信任感。据全国数据，我国托育服务入托率约为6%，与OECD国家的平均入托率（25%~67%）存在较大差距。供给与需求的偏差有可能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
财政可持续性挑战
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健全和规范的地方财政收支格局。地方财政不断承压的当下，必须考虑财政对生育支持的持续投入问题。加之我国存在“未富先老”的特征，老龄化进程加快会推高公共财政中支出的增加。然而，鼓励生育往往需要长期性、系统性的政策支持。我国在生育政策方面的财政投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今后生育政策的优化还需要更多财政投入，却也必须考虑各级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
政策建议
着力推动公共服务的普惠性与高质量发展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托育“每千人4.5个托位”的发展目标，增加托位数量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指标。但托育服务政策的供需关系存在几个方面的偏差：一是托位总量供给不断加大，但现有托位招生不足；二是家长对托育质量存在较高期待，但办托水平参差不齐；三是育儿家庭存在较大送托需求，实际送托的比例却不高，对平价托育信任不足。另外，普惠性托育服务也存在盈利难、师资流失的问题。因此，关于儿童的公共服务要注重提升服务质量，完善监管和评价制度，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多样性，不断推动供需匹配。
制定更灵活的经济补贴政策
不同类型群体的政策激励效果存在较大差异，从收入水平来看，经济补贴对低收入群体更有效，中等收入群体需要价廉物美的公共服务，高收入群体期望更多的减税优惠。考虑到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全面性的生育经济补贴政策将加重政府财政负担，有必要制定更灵活的差异化经济补贴政策。要继续扩大个税优惠范围，依据中等收入群体的养育成本制定灵活的个税优惠方案。低收入家庭对现金补贴政策较为敏感，可以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专项生育补贴，实现财政资金的最大化利用。
推动两性婚姻责任均等
在我国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两性婚姻责任下，男性与女性的婚育成本差异较大。男性承担较多经济责任，如需要购置车房、支付彩礼等，再加上我国持续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男性婚育经济压力不断增加，这成为男性进入婚姻的障碍；女性在婚姻中承担着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如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等，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其职场期待与“母职惩罚”形成突出矛盾，降低了婚姻认同度和生育意愿。为此，需要重塑新型婚育文化，推动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责任均等，降低男性进入婚姻的成本，在公共领域切实推进性别平等，保护女性权益。
优化照料支持政策
除了教育机构外，育儿家庭还需要更灵活的照料支持。可以加快探索社区短期照料服务和课后看护服务，探索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鼓励商业楼宇或工业园区提供短期照料服务，探索“邻居妈妈”等互助模式。隔代照料是我国家庭抚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满足家庭需求，照料隔辈也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带来情感上的弥补和精神上的慰藉，契合传统“天伦之乐”的理念。因此，应该为老年人的跨区域流动提供更多公共政策支持，便利老人医疗利用和社会保障服务，适当为隔代照料的老人提供补贴激励。
重塑生育文化和社会环境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家庭和婚育观念剧烈变化，需要构建对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我国的生育文化经历了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的转变。在新的形势下，需重新塑造以自我实现和生命体验为核心的生育文化，引导人们将生育、养育的过程作为生命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抚育孩子的同时完善自身，实现自我成长，从而重塑人口生育动机，带动生育意愿的恢复。同时，要倡导家庭友好的公共环境，优化工作制度和企业文化，发展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支持男女职工平衡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缓解生活压力和焦虑情绪。
本文原文来自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