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人性：我们真的能改恶向善吗？
康德论人性：我们真的能改恶向善吗？
在哲学史上，康德对人性的根本恶以及人的改恶向善可能性的探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人性的根本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人通过自由意志实现道德提升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讨论，也对后世哲学和伦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德对人性根本恶的定义
康德对人性的根本恶的定义，与传统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有着本质区别。在他看来，人性中的善恶不是天生的自然属性，而是自由意志的选择结果。康德认为，人的本性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是通过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外在的、可以察觉的行为，而是意志的活动，是通过任性选择动机、确立准则、形成意念的活动。
康德具体分析了人的本性中所蕴含的善的禀赋和恶的倾向。他列举了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
- 与生命相联系的动物性禀赋，即机械性的自爱，包括自保、性本性、社会本能等
- 与理性相联系的人性禀赋，即比较性的自爱，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来判定自己是否幸福，追求平等，并谋求比他人优越
- 与责任相联系的人格性禀赋，即在敬重道德法则方面的敏感性，把道德法则当作自身充足的动机，是一种道德情感
康德认为，这三种禀赋都不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善，而且都是积极的向善禀赋，促使人们遵循道德法则。然而，前两种禀赋存在着与目的相违背使用的可能性，而人格性的禀赋则绝对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
同时，康德还列举了三种趋恶的自然倾向：
- 本性的脆弱：人的心灵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方面的软弱无力
- 动机的不纯：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杂起来
- 心灵的恶劣：采纳恶的准则，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置于其他非道德的动机之后
康德认为，前两种趋恶倾向是无意的罪，而第三种（心灵的恶劣）则是有意的罪，其特征是人心的某种奸诈，在道德意念上自欺欺人。
改恶向善的可能性
康德对改恶向善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虽然人有根本恶，但通过自由意志的努力可以实现道德提升。康德强调，所谓重新向善，不是恢复某种已经失去的东西，而是重建道德法则的纯粹性。这种重建需要人在意念中进行一场革命，确立道德法则作为所有准则的最高根据。
康德指出，具有根本恶的人是否有重新向善的可能性，以及重新向善的途径何在，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意志在道德立法上遵守的只能是自己为自己确立的法则，即意志的“自律”。与之相反的则是意志的“他律”。意志的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和符合这些法则的义务的唯一原则，而任性的一切他律不仅根本不建立任何责任，而且毋宁说与责任的原则和意志的道德性相悖。
康德强调，自由意志不仅要为恶和罪负责，而且能够是善的根源。唯其如此，奥古斯丁的跛脚的自由意志才得以补全，路德的被捆绑的意志才得到解放，人作为自由存在者的价值和尊严才得到完全的体现。
康德观点的学术评价
康德对人性根本恶和改恶向善的论述，超越了奥古斯丁的神恩独作论和佩拉纠的自由意志论的局限。他将自由意志确立为道德自律的基础，强调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恶向善。这一观点对后世哲学和伦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德的宗教观使传统宗教（基督教）理性化、特别是道德化的一次重大革命。这场革命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已经发动，而直到康德才获得了它彻底的、完整的和严密的理论形式。康德的意图就是要从有关宗教奥秘的通俗说教深入到其中所隐含的理性的“本体之德”，将它阐发为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道德概念。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强调，不仅克服了奥古斯丁和佩拉纠争论的局限，更将人的道德责任和自主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将自由意志确立为道德自律的基础，强调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恶向善，这一观点对后世哲学和伦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德的人性论和改恶向善思想，为我们理解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他既揭示了人性中固有的恶的倾向，又指明了通过自由意志实现道德提升的可能性。这种既不盲目乐观也不彻底悲观的态度，为我们思考人性与道德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