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文化瑰宝

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文化瑰宝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全长3200多公里、开凿历史长达2500多年的庞大水系，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与赞誉。

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经过历代的不断拓展和修缮，最终形成了以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为主体的庞大水系。它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河流。

大运河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其“四通”特征中：联通、流通、变通和融通。

联通：人工开挖的壮举

“联通”是运河人工开挖并利用自然河道联江达海以通四域的功能。自春秋以来，各级各类政权所不断进行的开凿运河的实践，正体现了对这一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时间脉络中，运河经历了由区域内至区域间进而纵贯南北的过程。春秋战国的邗沟、鸿沟沟通了江、淮、黄河；百尺渎通往钱塘以沟通吴、越；三国时期吴国的破冈渎、丹徒水道联通了太湖流域与都城建康；曹操以战袁绍、征乌桓为目的开凿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将黄河以北的漳河、滦河、滹沱河等自然河流连接至济水、淮河等水系。

隋唐以降，大运河联结的范围扩大，进而实现了五大河流之间的沟通，并且在唐、宋时期以浙东运河为通道，实现了运河与大海的连接，将运河区域连接至世界范围。在政治领域，隋唐宋至元代，运河从人字形到一字形的改变虽未改变政治中心对江南财富的依赖，但将国之都城逐渐从黄河流域拉至运河并作南北分布。大运河跨越区域之畛域，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自然河流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格局，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部分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流通：物资与文化的交融

“流通”是运河因联通而带来的物流与信息传播，以及进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漕运无疑是运河最重要的流通功能。所谓“漕”者，与车运相对，“车运谷曰转，水运谷曰漕”。隋唐以后，漕运乃“国之大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之命脉，正如全汉昇先生所指出的，运河完成不久以后，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年内变成唐宋王朝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王朝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漕运是国家行为，而包括漕运在内的物资与信息流通则不仅是“国之制”，还是形塑中国社会发展的“利之道”。

隋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及至晚唐，“农商交相养”的经济发展趋势明显，汉唐以来单一农业经济正在逐步转型为农业和工商业并重之形态。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可以中转从长江、赣江、黄河等自然河流转而来的布帛、金银等物品；南宋“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浙西运河）耳”（陆游《入蜀记》）；与浙东运河相连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南宋逐渐取代了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物资流通渠道。明代运河已成南北之势，吴承明先生在《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文中曾说，“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明代南北的商路主要有两条：大运河航线和沿赣江南过庾岭到两广的商路）。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运河流通的物资不仅限于“奇怪时来，珍异物聚”以及“任土作贡”的产品，更多是粮食、棉花、布匹、盐、茶和铁器、瓷器、纸张等日用物资。与明代白银货币化及其后“赋役折银”相伴随，大运河在明代中后期的畅通为身份自由的农民和商帮提供了生存渠道，仅水手、漕夫、私盐贩及沿岸穷苦纤夫及集镇穷黎“以此为计者不啻百万人”。此时期的大运河已成为一个磁场，吸附着各层次人群作南北流动。人们利用大运河所提供的交通和通信之便打开了地方间的经济联系，又或者说，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并重新组织消费和生产，但是并没有将其完全分离。

变通：因时而变的智慧

“变通”指运河本体、漕运制度“穷”则变、变则通的进程及其所折射出的技术更新与观念变革。空间序列中，运河的开凿，历“小”区域而达“大”中国。微、著之间，既实现了小如“杭（杭州）越（绍兴）易位”“淮（淮安）扬（扬州）一体”的区位变化，也顺应了大若中原与江南之间的经济地位之更迭。元代大运河“弃弓走弦”，既是唐宋以来沧海桑田、河道淤塞所致，也出于王朝“改弦更张”的考量。自此，京杭运河又在治河保运、黄淮运一体治理、黄运分治、开新河、建水柜等理念和技术所形成的引水、穿越、泄水等系列工程变化中，积累新的经验，通时下之“淤浅”，迎时局之“改变”。

运河的“变通”，政治层面上终以“利漕运”为目的，社会层面上则以“益平衡”为结果，同时变通本身又体现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运河的畅通既蕴含着古人人定胜天、物尽其用的积极态度，其间也有一定程度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面对“尊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问题，历代漕运政治以“人事”为重，保障畅通的代价则可能牺牲局部，甚至在变通的过程中出现了“积累莫返之害”。孟子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运河之澜，或在于时势更迭变迁之中。

融通：多元文化的融合

“融通”是河流流动所带来的流经区域文化融合的态势。大运河作为人口迁徙、信息传播、物资流通的载体，使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成叠加并彼此渗透，促使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形成日渐密切的融合。但与一般河流不同，运河本身人工开挖的政治性以及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又必然决定了大运河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在历史某些时期主导着文化景观，并促进中华文化走向精致典雅。更重要的是，运河的高度流动性也带来社会和文化的高流动率，导致社会纵向流动加快，弱化了既定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以来，沿线8个省市级辐射区、40个地市级拓展区和150个县（区、市）级核心区均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作为重要工作，不断推进。然而，在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 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大运河多段抱城而绕，或穿过人口密集的城区，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较突出。
• 分工与协作的矛盾：大运河作为活态的线性文化遗产，承载着不同历史时代的发展轨迹，文化类型种类繁多、状态各异，文化资源权属关系复杂，文化保护、利用涉及遗产保护、城乡规划、土地利用、环境保护、文化旅游、航运水利等多部门多条线，文化遗产识别和保护的基础工作相对薄弱，很难对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达成普遍共识，各地各相关部门对推进该项工作的主体意识、重视程度不一，工作合力并未达到最大化。
• 投入与收益的矛盾：目前，大运河的保护与利用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各地重视程度不同、投入总量差距较大，没有形成常态化的投入机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修复和建设等多方面需要。
• 个性化与商业化的矛盾：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挖掘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地文化特色不够鲜明、符号不够清晰、品牌不够响亮。当前多数已建成的一些项目，主要以观光业态为主，经营业态、运河文化主题同质化、快餐化严重。对各类文化生态资源活化利用形式和途径较为单一，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文化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不够；文化创意、高科技元素在运河旅游产品中的融合应用较少，产业链的延伸不充分；非遗文化资源与旅游结合不深、创新不够，缺乏具有竞争力及市场影响力的产品。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

• 加强顶层设计，抬高运河文化的品级。一是细化管理制度，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生态天平。大运河文化带是在上千年群众的生活、生产中逐步形成的，是一个动态的积累过程，也必将继续在群众的生活、生产中传承发展下去。割裂群众需求讲传承是不合理的。建议结合自然边界、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划定管控范围，对于大运河的保护推行宏观规划、分级分层管理，对现有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提出原则性保护控制要求，以大运河河道及沿岸、世界文化遗产点、临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保护对象，严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设项目，既要有效保护运河文化，也要兼顾百姓生活的改善、生产的发展。二是健全协调体制，形成保护与传承的治理合力。鼓励各地建立大运河建设的专职管理机构，推动解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凝聚各方力量形成运河保护的合力。建立科学管理、统一治理、高效执行的信息化平台，充分利用本地区基础网络通信、数据共享等资源，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手段，将硬件、软件、资源等要素进行整合，提升运河工作研判、决策、指挥、协同的科学性整体性。鼓励各地出台运河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发展规划、具体实施意见等，确保相关政策能够真正落地。三是丰富投资渠道，吸引保护与传承的更多资源。尝试探索多种融资方式，扩大运河建设的资金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文化创意、休闲服务等文化产业资金投入运河文化开发建设，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大运河建设。
• 厚植文化内涵，擦亮运河文化的品牌。一是摸清文化底蕴优势。建立健全大运河文化遗产数字平台，以城市运河发展史、运河史事人物秩闻风情、运河本体及流域各类文化遗存与人文景观、保护利用的方略举措、运河历史研究成果等文献资料为重点，共建共享包括文字、数据、图照、音视像的大数据。整合关于古运河文化研究的院、所、馆专业力量，开展交流学习研讨，对各类运河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调查整理。二是做实文化遗产保护。重视遗产保护监测与管控，更新建设具有现代科技手段和大数据监测统计分析能力的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刚性保护机制，立足于“能成片的不能使其成线，能成线的不能使其成点，能成点的不能使其淹没”，珍惜和呵护文脉遗珍。三是扩大文化宣传途径。策划编写大运河文化系列丛书、影视作品，推出运河文化、运河故事、运河人物等融媒体产品；采取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游戏等形式，用好短视频平台、B站、小红书等年轻型媒介，拓展青年人受众群体；将运河文化传播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在学校、文化馆、图书馆开设讲座讲坛，组织专家、志愿者定期进校园、进企业开展宣讲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运河、喜爱运河、宣传运河。
• 坚持融合发展，丰富运河文化的品位。一是融合城市形象。组织研究运河沿线文物及历史建筑密集区域，以运河为轴线对沿线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整体规划、连片打造，形成以文化遗产为载体，集生产、旅游、教育、休闲为一体的运河文化旅游新模式。量身打造创新标识，突出地方特色、错位宣传，打造地域运河文化地标。例如无锡的“中国大运河第一撬发生地”、扬州的“运河都会”、淮安的“河漕之邑”、镇江的“江河明珠”、苏州的“江南运河，其最苏州”等，彰显各地的个性。二是融合红色文化。串联运河各段沿线红色文化经典、传统文化优点、历史文化亮点，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系统厚重的运河文化长廊。如，江苏积极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全景课堂”，结合当地独特的历史资源和人文禀赋，弘扬运河德政文化、忠义文化、书香文化、工商文化。无锡依托运河沿线纪念馆、博物馆，阐释工商业发展历程，传承务实勤勉、开拓进取的优良传统，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实业的社会风气。三是融合美好生活。鼓励社会力量进入街区，通过展览、沙龙、茶馆、咖啡吧、画廊、研讨、文创等多种形式，呈现运河文化的同时，履行保护文化的职责，同时也为历史建筑凝聚人气、增加活力。创作一批“沾泥土”“带花香”“冒热气”的运河主题精品节目，开展群众参与度高的传统歌谣、舞蹈、网船捕鱼、龙舟竞渡、放莲花灯等水上展示活动，排演大型运河故事系列舞剧，结合运河灯光秀，利用VR、激光、音响等现代展示技术打造沉浸式舞台效果，彰显大运河文化的魅力。

大运河，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文化长河，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承载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正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