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笔下的“钜人长德”：唐代社会的道德典范
韩愈笔下的“钜人长德”：唐代社会的道德典范
“钜人长德”这个成语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唐故相权公墓碑》，用来形容那些品德高尚、深受尊敬的人。韩愈不仅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的文字不仅展现了对人物品德的高度评价，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道德品质的重视。通过了解这些古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我们或许能从中汲取到一些现代生活中同样适用的智慧。
韩愈的道德观与人才观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与柳宗元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思想上，韩愈大力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韩愈的道德观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家道统的阐述上。他在《原道》中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家、道家的儒者之“道”。这个儒者之“道”就是儒家的思想，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认为，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子之后不传而“溺”，韩愈自认有接续道统之义、勇担济世之责，“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在人才观方面，韩愈强调道德和才能是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强调了勤奋和思考对于学业和品德的重要性。同时，他也主张“师道尊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唐故相权公墓碑》中的“钜人长德”
《唐故相权公墓碑》是韩愈为权德舆所作的墓碑文，其中详细记载了权德舆的家世、生平事迹及其道德品质。韩愈在文中高度评价了权德舆的道德和才能，称其为“钜人长德”。
权德舆（759-818），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政治家。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明好学，四岁能诗，七岁时祖父权皋去世，前来吊唁的人看到他的面容和声音，都称赞权氏世代有人。成年后，权德舆孝敬父母，勤奋好学，贞元八年（792年）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后历任左补阙、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等职。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曾上疏反对任命巧诈的裴延龄为户部侍郎，与阳城一起反对奸臣。在担任礼部侍郎期间，他主持贡举考试，推荐了许多有才能的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因人废言，也不因势利而改变原则。
韩愈在墓碑文中说：“天下愈推为钜人长德。”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权德舆的道德品质和才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韩愈通过这个评价，不仅表达了对权德舆个人的敬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道德高尚之人的推崇。
唐代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
唐代实行礼乐政刑综合治理，道德与法律并重。在理论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治国理政方针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索。先秦儒家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道德，应以道德规范调整人际关系、约束个体行为，并从观念上端正人心、导民向善。先秦法家重视以法律手段治理国家。他们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法律，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以严格的法律强化约束各级官吏；同时，强调以严厉的刑罚禁暴止奸，实现秩序。
汉代以后，正统儒家主张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秦朝专任刑罚，导致民怨沸腾，二世而亡；汉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也难以适应后来的社会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主张儒法结合、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正统儒学应运而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也提出德主刑辅、德刑并用的治国主张。经过汉中期改造后的正统儒学，坚持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系统的治国理论。
古代关于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德主刑辅。道德法律共治天下，道德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唐律疏议》阐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其二，道德法律各有分工。道德与法律的作用方式不同，实施功能有异，分别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各有自己的作用领域。道德注重家庭、家族及私人社会的亲情友情，法律则强调权利义务的一体对待。其三，道德与法律相互支撑。道德与法律基于其目标的共同性，保持其价值导向的一致性，在功能作用方面相互支撑。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以道德原则为指导，某些重要的道德伦理规范直接纳入法典之中；另一方面，在规范实施上，通过道德评价，提倡守法、息讼观念，培育民众对法律的敬畏；同时，在各级官员审断案件时，也对案件涉及的道德因素及地方习俗加以考虑。
治理原则
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关键在于针对社会成员，引导其思想，规范其行为。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方式，就是紧紧抓住人的思想情感与行为举止两大着力点，以道德抚慰人的情感、引导人的思想，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同时，注重道德法律相互配合、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历史上，东西方很多国家依靠宗教进行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引导人们的思想，填充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儒学，坚持国家治理方面的人文精神。西周时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将国家治理的依据从天神领域转向人类社会自身。此后，在中国历史上，超自然的宗教始终没有取得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面的核心地位。
中华文化在设计调整社会关系、规制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时，既坚持道德治理，强调端正人心、导民向善；又坚持法律治理，加强对犯罪及重大失德行为的刑事处罚。一方面，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提升个体的道德水平，启发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建制，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调整社会关系，规制人们行为，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适应民族需求的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治国之道。
治理实践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盛世，在治国理政方面大都既重道德又重法律。历史上的开明之君，大都重视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作用，推动国家发展。
比如，处于中国古代鼎盛之时的唐代，统治者对于德法共治原则就有深刻认识。一方面，注重道德治国。贞观之时，轻徭薄赋，富民教化，任用贤臣，从谏如流。另一方面，注重法律治国。唐初统治群体积极推动立法活动，形成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基本覆盖了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唐朝法律体系完备，制度规定得体，“得古今之平”。唐朝关于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成就了包括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两宋明清各代王朝，皆以唐朝为治世之楷模。
法律与道德，性质功能不同，调整手段各异，各有作用范围。二者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应相互排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既不能绝对依法治理，而完全摒弃道德的功能；也不能绝对以德治理，而否定法律的作用。道德与法律两大规范体系，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怀，既为构建社会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也在世界文明史上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政治法律文明。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韩愈的道德观与唐代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是相辅相成的。韩愈提倡的儒家道统和道德观，与唐代社会的道德法律共治理念相契合。他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活动，积极推广儒家道德思想，为唐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钜人长德”在唐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钜人长德”这个成语在唐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对道德高尚之人的推崇，也反映了唐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标准和要求。
在唐代，道德品质是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除了考察考生的学问和才能外，还注重考察其道德品质。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强调了勤奋和思考对于学业和品德的重要性。同时，他也主张“师道尊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钜人长德”这个成语在唐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还体现在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上。唐代的官员不仅要具备行政才能，还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韩愈在《唐故相权公墓碑》中对权德舆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权德舆的正直、廉洁、勤政、爱民等品质，成为了当时社会对官员的道德标准。
“钜人长德”的历史影响
“钜人长德”这个成语不仅在唐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高尚之人的推崇，反映了儒家思想对人才选拔的标准和要求。
在后世，这个成语被广泛应用于对道德高尚之人的评价。例如，清代冯桂芬在《潘绂庭京卿五十寿序》中说：“君兄弟四人，罔非钜人长德。”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说：“太史贵后，绘《机声灯影图》，遍求名辈诗笔表扬，同时钜人长德咸有题咏。”
“钜人长德”这个成语还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它提醒人们要注重道德修养，追求高尚的品德。这种道德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钜人长德”这个成语，不仅是韩愈对权德舆的评价，更是唐代社会对道德高尚之人的普遍认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反映了儒家思想对人才选拔的标准和要求。在当今社会，这个成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醒我们要注重道德修养，追求高尚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