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四库全书》：一部承载文化与权力的巨著
揭秘《四库全书》：一部承载文化与权力的巨著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一纸诏书，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编纂的序幕。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历时13年，动用了360多位官员学者和3800多位文人学士，最终完成了这部收录3500多种、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的巨著。
编纂背景与过程
乾隆帝为何要编纂这样一部巨著？一方面，是为了整理和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展现清朝的文化繁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为此，乾隆帝专门成立了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六子永瑢等人为总裁，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负责具体编纂工作。
征书趣闻：从“无书不必交”到马裕事件
征书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乾隆帝先后三次下诏征集书籍，但效果却大不同。
第一次诏令下达后，各地反应冷淡。贵州巡抚甚至直言当地“鲜有撰述”，无书可献。乾隆帝大怒，下令各省必须认真办理。于是，就有了“无书不必交”的趣闻：奉天府尹因当地古籍稀少，本想尽力搜罗，但乾隆帝认为他没有领会旨意，干脆下令不必再搜，以免扰民。
相比之下，江浙地区的征书活动则颇为顺利。两江总督多次提及商人马裕家藏丰富，乾隆帝下令借书。但官员选出的200多种书籍多为近时文人作品，乾隆帝大失所望，下令官员必须抄录更多古籍。最终，马裕贡献的藏书数量成为私人藏书中最多的。
纪昀与和珅：才子与权臣的交锋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昀和和珅的关系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在影视剧中，两人常常被塑造成水火不容的对手。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
纪昀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负责具体编纂工作。他学识渊博，但不擅为官，最高只做到协办大学士。和珅则是《四库全书》的总裁官之一，地位比纪昀高得多。他不仅精通满、汉、藏、蒙四种语言，还善于官场周旋，深得乾隆帝信任。
有趣的是，和珅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还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有人献上《石头记》（《红楼梦》别称），因有“反书”嫌疑，和珅借机将《石头记》讲给太后听，太后很是喜欢，而乾隆皇帝重视孝道，这本书才得以留存。
历史影响：文化保存与思想控制的双重影响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还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然而，这一工程也伴随着大规模的禁书活动。据统计，约3000种、6万余卷、15万册、70万部书籍被销毁，大量珍贵史料从此消失。
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对此评价道：“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思想统治。”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四库全书》在文化保存方面的巨大贡献。它涵盖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几乎包括了乾隆以前的所有重要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大型官修丛书。它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也折射出封建专制统治下思想文化的困境。这部巨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更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