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相国制度：权谋背后的王朝兴衰
揭秘相国制度：权谋背后的王朝兴衰
在中国古代官职体系中，相国是最具权势的职位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官之首，到汉朝的特殊地位，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篡位者的象征，相国的权力变迁映射出封建社会的政治博弈和治国理念的发展。通过深入探讨相国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权谋斗争的曲折过程。
相国制度的演变历程
相国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纷纷设立相国，辅佐君主管理国内事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齐国的管仲。据《史记》记载，管仲在齐桓公时期担任相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一时期，相国作为百官之首，拥有极大的权力，丞相仅为其副手。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对相国吕不韦的专权深感警惕，因此不再设置相国一职，而是以丞相为百官之首。秦朝实行左右丞相制，其中以右为上。秦二世时期，赵高甚至被封为中丞相，以平衡相权。
汉朝初期沿袭秦朝的丞相制度，但吕后事件后，相国制度再度成为人臣权力的顶点。汉武帝时期，为了分割相权，设置了中朝制度，由侍中、常侍等亲信官员组成决策核心。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则实行三公制，由司徒、司空、太尉共同执政。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国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时期，相国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为篡位夺权的手段。如曹操、司马昭、刘裕等权臣都曾自任相国，并最终建立新王朝。这一时期，相国制度的变迁反映了政权更迭的频繁和政治斗争的激烈。
隋唐时期，相国制度进一步发展。隋文帝杨坚废除北周官制，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最高长官为宰相。唐朝沿袭这一制度，并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作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这一时期，相国制度更加成熟，权力分配也更为合理。
相国制度与王朝兴衰
相国制度的演变与王朝兴衰密切相关。以明朝为例，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直接掌管六部，抬高六部尚书品级，由三品升为二品，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政务完全由皇帝亲自裁决。洪武十五年设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协助皇帝批阅奏章。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在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谕群臣曰：“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这一制度变革源于胡惟庸案。胡惟庸凭借军功和李善长的推荐，官至左丞相。随着权势的扩大，他开始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买官卖官。胡惟庸得知大将军徐达对他不满，曾在朱元璋处诬奏徐达，后竟诱使徐达家的仆人福寿谋害徐达。因福寿揭发，阴谋未能得逞。胡惟庸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令其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此外，他还勾结御史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人，令陈宁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朱元璋洞若观火，引起了他的警觉，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报告）中书省，削弱了中书省权力。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等人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谋反罪名，将胡惟庸处死。朱元璋为肃清“胡党”，颁《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究“胡惟庸案”前后延续长达十年，被株连杀戮者达三万余人。因受株连而死的开国功臣有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亲自掌管六部，直接管理国家政事。这一变革虽然加强了皇权，但也导致皇帝负担过重。为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然而，这些大学士虽参预机务，但并无决策权，只是议事顾问，秉承皇帝旨意办事，其权力与丞相不可同日而语。
相国制度的废除及其历史影响
明朝废除丞相制度，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1600年的相国制度走向终结。这一变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元璋此举既是怕相权坐大，势必危及皇位，为了确保和巩固朱氏家族的统治，从实质上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使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由皇帝独揽大权。也因他深感臣下权力太大，“宰相专权”、“臣操威福”，将会招致法制紊乱、政治腐败，将重蹈元朝灭亡的覆辙。但朱元璋因胡惟庸案对功臣的疑忌和滥杀，以致朝中无将，对之后明朝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深远影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然而，相国制度的废除并未彻底解决权力集中问题。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首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相国之名，但往往拥有类似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的转移和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永恒博弈。
相国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历程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官之首，到明朝被废除，相国制度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更替。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通过研究相国制度的历史，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权谋斗争的曲折过程，为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