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马克思：革命友谊的经济学说
恩格斯与马克思：革命友谊的经济学说
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不仅展现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理解，更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马克思正在为《莱茵报》撰稿，遇到了“苦恼的疑问”：在一个被不义和异己利益支配的世界里，普遍的自由如何可能？恩格斯的文章让马克思意识到，要解答这个疑问，必须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指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更考察了这门科学的历史发展，站在新的立场上透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这篇文章给马克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德法年鉴》上刊出了恩格斯的文章，在《巴黎笔记》中做了专门摘录，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说，恩格斯的论著直接促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1844年8月底到9月初，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见面，朝夕相处了10天，就各自的思考展开了极其详尽的交流和讨论。那时，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已经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酝酿成熟，马上要进入写作状态，恩格斯将其主要思想乃至结构设计告知了马克思，致使《手稿》所讨论的问题及其观点与恩格斯的著述产生了关联。
其一，《手稿》自谓是以批判国民经济学、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为目的的，这一意旨受益于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认为，经济学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但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只前进了半步，因为它“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沿着恩格斯的思路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要“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以超越国民经济学。
其二，《手稿》充满了对处于异化状态下的工人处境的同情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此提供了大量感性的材料。英国是资本运作最典型的国家，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也表现得最为完备。恩格斯用21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亲身观察”，并从英国的报纸和书籍中搜集到了完整的、必要的“可靠材料”，据此写成了这部名著。而《手稿》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异化”概念，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作出了更深入的分析，认为工人以工资为收入形式的“谋生劳动”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作为人的享受的劳动，即“异化劳动”。这就决定了无论社会处于衰落状态还是增长状态，工人的宿命只能是持续不变的贫困，进而马克思指出，要改变工人的生存状况，就要消灭劳动的异化。
其三，贯穿《手稿》的主线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以客观地理解私有财产的历史作用为前提的，这与《英国状况》中恩格斯的思路相当吻合。恩格斯认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虽然没有解决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对立，但却使对立的双方在针锋相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恰恰是消灭对立、走上解放道路的必要步骤。《手稿》中承袭了这个思路，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之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财富的形式感性地呈现出以往人类发展的成果，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对私有财产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的扬弃，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
恩格斯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马克思，更在物质上给予了他重要支持。恩格斯通过在家族企业工作获得的收入，为马克思提供了经济援助，使马克思能够专心从事理论研究。这种经济支持对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等重要著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恩格斯不仅提供了大量经济数据和实例，更在马克思去世后，承担起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重任。他根据马克思的笔记和草稿，结合自己的理解，完成了这部巨著的出版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合作，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实证的完美结合。他们的合作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这种基于共同理想、相互支持的革命友谊，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一段佳话，激励着后来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