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中的军事后勤：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的得失分析
北伐战争中的军事后勤：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的得失分析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此次北伐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反革命阵营间的一场殊死较量。经过半年多的战争北伐军攻占南京（1927年3月），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至此悉归国民政府所有。北伐军以劣势兵力取得如此成绩，军事后勤体系的成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泥足巨人”
北伐出师时，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反观北洋军阀，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20万左右。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同属直系的孙传芳也拥兵20万，盘踞东南5省（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和安徽）。实力最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30多万，除东三省外，还占据今北京、天津和山东、河北一部。总之，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拥有超过北伐军数倍的兵力，只不过这只是纸面上的实力对比。若从军事后勤角度分析，北洋军阀在北伐战争开始前就已陷入绝境，是个“泥足巨人”。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裂成多个派系。由于此起彼伏的内战，各路军阀都将手里的军队视为身家性命，不遗余力地扩充人马，以图获得更多的地盘与政治发言权。这就导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队人数出现恶性膨胀。当时的粗略统计是，1914 年全国陆军不过45.7万人，1919年增至130万人，到1925年春更增至150万人以上。北洋军阀如此扩军，所需军饷自然扶摇直上。1925年，北洋政府统计，当时的军费居然超过全国岁入，甚至有些省区军费支出竟是岁入数的2倍，甚至3倍。换言之，已经到了“并中央地方各捐税，亦不足以供给养”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时期，拖欠军饷成为常态。比如，从1918到1923年，中央陆军第3师年年都要追索欠饷。作为直系的王牌军、吴佩孚的嫡系部队尚且如此，其他部队可想而知。直系将领冯玉祥部在河南信阳驻防时，由于饷项无着，官兵每日两餐，常以盐水佐食。
北伐军誓师
囿于军饷不济，北洋军阀的士气极其低落，兵变时有发生。即便没有哗变的队伍，也纷纷抱怨，“现在本军好几个月不关饷，平日尽吃窝窝头，请长假又不准”。当然，打仗时士兵的待遇要高一点：“一到用得着我们打仗咧，也不扣钱，也给吃米，仿佛像那坐监狱的人，到提出来枪毙的时候，给他们一顿饱饭吃的样子。”结果，士兵到了前线，匆匆放两枪了事。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反观北伐军又是什么情形？在当时中国一片凋敝的经济环境里，北伐军的军费同样不宽裕。为了筹措军费，广州国民政府甚至制定《国民政府饬文职人员捐薪慰劳北伐军将士令》，要求文职官员捐出一定比例的工资，“慰劳北伐军人”。
即便如此，北伐即将到达武汉时，“局面既已扩大，所有军饷，专恃广州运输接济，实多困难”。第7军是广西部队，“饷精、被服等接济俱由广西征发而来”。1926年秋末冬初，天气渐寒，“后方接济尚未送到，行军殊有困难”。但由于国民革命军比北方军阀深得民心，因此“沿途人民箪食壶浆，十分合作”，各地商民团体自动集合为第7军兑换“五省通用券”（一种军票），“粮饷才不虞匮乏”。同时，国民革命军作战时，食米由公家供给，克扣军饷的现象远不像北洋军阀那样猖獗。李宗仁后来回忆，当时的第7军，军队内部“经济公开，虽患贪而不患不均，因此官兵都能甘之如饴，而无尤怨”。因此，国民革命军的士气相当旺盛，未开战即已占得先机。
因械于敌
除了军费筹措，武器的制造、供应也是战争后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军的军械补给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当时，归广州国民政府管理的兵工厂有两个。相关资料记载：广州这两个兵工厂，每月仅能生产 840支左右的步枪和马枪，远远不能满足北伐军的需要。以全军现有兵员数和武器数对比，缺少步枪、马枪4万多支，重机枪200挺，轻机枪450挺。弹药更是缺乏，广东兵工厂每月只能生产100万发，这个数目是每月练兵实弹射击所需子弹数的1/5。
北伐军战斗场面
当然，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这自然是雪中送炭，但这批军械不算先进，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旧武器”。
相比之下，在武器的补给能力方面，北洋军阀占据明显优势。清末建立的兵工厂，能进行生产的主要有上海、金陵（南京）、汉阳、广州、四川、济南等几个厂，以及扩建和新建的太原、巩县、奉天（沈阳）等兵工厂，这些工厂大多为北洋军阀控制。比如，上海兵工厂从1913至1920年制造很多克虏伯式75毫米野炮，1920年以后，山西、汉阳、沈阳各厂，先后仿造日本三八式75毫米野炮和大正六年式75毫米山炮。1925年，沈阳兵工厂又造奥式77毫米野炮和奥式105毫米榴弹炮、日式105毫米加农炮和150毫米榴弹炮。此外，沈阳兵工厂曾制造专用于反坦克及摧毁机关枪火力点的37倍径37毫米平射炮和31倍径75毫米高射炮。
由此可见，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似乎应经常困于军械不足。的确，战事一起，国民政府的军械补给压力很大。当时的情形是，“文电纷驰，前方急如星火，后方昼夜赶送，运输络绎于途，不分昼夜尽量接济”。但整体而言，北伐军并无弹药匮乏之虞。究其原因，正如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所言，“至于饷弹，当中央发动之初，亦殊感困难”“（幸赖各将士）奋厉无前，处处因粮因械于敌，实现总理（指孙中山）前方补充之言”这其中的“因械”指的就是在战场上夺取敌人之武器，转而用以武装自己。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与军饷造成的彼此士气悬殊有关。比如，北伐军进攻江西萍乡时，孙传芳军仓皇逃走，“所存子弹军需亦完全未动”。北伐军“截得子弹数百箱，地雷二个，军需无算”。又譬如，汀泗桥战役（1926年8月）是北伐战争早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汀泗桥是粤汉线上的两座重要桥梁之一，距武昌约60公里。其西北端是湖泊，因夏季水涨，汀泗桥外围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崇山峻岭，仅有百余米的铁路桥从河面上穿过，因而成为武汉以南最险要的门户。北伐军只有拿下汀泗桥，才能直捣武汉的门户。吴佩孚在这里布置了2万余人的重兵，结果只守了几天，便在北伐军的迂回包抄下一败涂地。北伐军以伤亡数百人的微小代价，毙敌千余人，俘敌2400余人，“缴得大炮六门、迫击炮五门，机关枪九挺、步枪三千枝、子弹约五十万颗、炮及迫击炮弹数十箱，军用品无算”，大大缓解了自身军械补给的困难。
张作霖奉天兵工厂
而在福建战场，孙传芳所部周荫人从永定逃走后，所有“武器弹药粮秣”为北伐军所有，计有“炮弹五百发，七九步枪弹九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无算”。北伐军前线士兵携带弹药不多，亟待补充，“适值此大批虏获品运到……悉数补充，前敌遂大破敌军于松口”这同样是北伐军“因械于敌”的绝佳例子。
民众伟力
有了军饷与粮秣，如何将其顺利运到前线，也是战争后勤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清末编练新军时，中国便自日本引入近代兵站体制。辛亥革命时期，交战双方在湖北战场均建立了兵站。北伐战争中，近代兵站体系已相当成熟。
发动北伐前。国民政府的兵站设置就已提上议事日程。1926年6月下旬，蒋介石委任俞飞鹏为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在广州成立兵站总监部筹备处。兵站总监部成立后，参照各国兵站编制，结合两次东征经验，制定该部组织条例。根据该条例，“国民革命军为保持前后方之通信联络，各种军实物品之运输、补给、补助、野战卫生勤务等，特设立兵站总监部”。兵站总监部直隶总司令，战时设置，兵站总监承总司令及总参谋长之命，统理兵站一切事宜。
因此，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凡关于军用给养运输之事，无一不由兵站筹备。比如，早期在湖南作战时，北伐军通向广州大本营的交通线虽有数条，但比较理想的还是由广州至韶关，出湖南郴州，到达耒阳、衡阳一线。此线，从广州至韶关的运输可通过铁路，由韶关至乐昌、坪石之运输可用船舶。在湖南境内，则走郴州水运，可直达衡州。湘粤交界地带虽有南岭阻隔，但路线不长，困难不大。这就是当时北伐军兵站的主线。这些兵站除供给粮秣、补充械弹、运送来往人马外，还要编制监护部队，负责押运军品、看守兵站粮弹，执行其他各种任务。因此，尽管当时广东省内的土匪仍较猖獗，但运输北伐军的军品未发生过意外。
北伐军攻占南京
这一系列兵站制度，较之清末民初固然有长足进步，但并非国民革命军的独家秘笈。北洋军阀各部当时也已习惯设置兵站，作为随地筹办军队的粮食、驻地、运输的机关。比如，奉军的后勤供应就是通过总兵站、分兵站进行的。奉军李景林部占据朝阳，将攻冷口时，感到后方运输极为困难，考虑到兵站设在北票，供应距离太远，曾致电张作霖建议兵站前移，设在离山海关较近的地方。直系军阀也设立兵站。比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时（1922年），吴佩孚就下令在郑州设立兵站，将军械品集中该处，并电汉口兵工厂，赶运子弹10万发及大炮弹220发，存储该兵站。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吴佩孚，后来却说，“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因为地方官绅接办官差，“花了五个（钱），可以报十个”。这是因为，在腐败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体系下运作的兵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北洋军阀要建立兵站，往往先派兵把所需的粮仓、房屋、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上面印好“某某师查封”字样，派几个卫兵把守，不准别人动用。这样一来，物主若是土豪劣绅，自可以巧立名目转嫁负担结果，最后只剩下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承受这些负担。
相比之下，北伐军就不存在这种情况。“革命军所至，不索米粮柴草，不拉夫，不占民房，而沿途之民，幸亦能见谅，相与耦俱无猜，视同家人父子，较之昔隶军阀治下，受种种横取之害，仁暴奚啻天渊耶 是皆兵站之功也。”民心向背，再次决定了军事后勤的成败。
北伐出师时，广东革命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省港罢工工人结束了罢工组织了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征。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大批军用物资均要经由湖南转运到前线，湖南实际成为转运的枢纽。“湘民争先恐后，帮助运输”“有输送至数日者，有至数十里者，有自请运输毫不索报酬者”“沿途各地民众，均备茶粥供给”“（北伐军）士兵均无饿渴之患，忘其疲劳，对于作战，益加奋发。故能一往无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洋军阀的兵站系统运行处处掣肘，运转不灵。“其中给敌人以致命伤的是粤汉路工人组织铁道队破坏粤汉铁路及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在八月举行的总罢工。前者瘫痪了敌军运输机构，后者断绝了敌军的重要军火来源。”此消彼长之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焉有不胜之理？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普通民众对战争后勤的倾力支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威力，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后勤转型过程中，它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