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晚年代表作《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晚年代表作《复活》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于1889年至1899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作品。小说通过描述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与被他诱骗的女仆玛丝洛娃的相遇与救赎，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不公。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是俄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等。
《复活》的故事取材于检察官提供的一件真实案件：某贵族青年引诱姑母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遭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自己同她结婚，以赎回罪过，不幸婢女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托尔斯泰即以这个故事为主线，用了10年时间，六易其稿完成了《复活》。小说原计划为四部，但只留下了三部。
1910年10月托尔斯泰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了其人生旅程。因此《复活》也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个贵族，那时候他是一个诚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那时候他觉得世界是一个秘密，他怀着喜悦和激情千方百计要解开这个秘密。那时候他认为重要的是必须接触大自然，接触曾经生活过、思想过、感触过的前人。那时候他说女人是神秘的、迷人的，正因为神秘才是迷人的创造物。那时候他认为精神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我。
现在这个贵族少爷成了一个荒淫放荡、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喜爱的只是自己的享乐。现在他觉得现实中的一切既简单又明了，一切都是由他所处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现在他认为必需和重要的是规章制度和同事们之间的交往。现在，除了家里的女人和朋友的妻子，一切女人的功用都十分明确：女人是他已经尝试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现在则认为强壮而精力充沛、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之所以发生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起别人。至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起别人，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日子就不太好过：按照自己的信念处理任何问题都不利于追求舒服快乐的兽性的我，几乎总是与其作对；如果按照别人的观念，就无须解决什么问题，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而且解决得总是不利于精神的我而利于兽性的我。况且，他要是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指谪，要是相信别人的观念，就得到周围人们的称赞。”
玛丝洛娃原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她天真，善良，并且真诚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但如今这个贵族少爷已经腐化堕落。聂赫留朵夫把她当作“享乐工具”诱奸了她，并抛弃了她，“她周身淋湿，沾满泥浆，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在她身上开始发生一种精神上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她才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从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再也不相信善了。以前她本人相信善，而且相信别人也都相信善，然而从那天晚上起，她深信谁也不相信善，人们口头上说上帝，说善，可是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骗人而已。她爱他，他也爱她，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把她玩够了，把她的感情作践够了，就把她抛弃了。”
聂赫留朵夫知道她心里有那样的爱情，“因为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清晨，他感到他的心里也有那样的爱情，而且感到他和她在那样的爱情里合而为一了。唉，要是一切都停留在那天夜里发生的那种感情上，那该多么好啊！”
玛丝洛娃陷入种种悲惨遭遇。聂赫留朵夫的姑姑们，“那两个笃信宗教的老姑娘，就是在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服侍她们的时候，把她赶走的。”她此后碰到的一切人，凡是女人，总是极力利用她来赚钱；凡是男人，从年老的警察分局局长起到监狱里的男看守止，都把她看做取乐的对象。
她在自由生活的第二年跟一个老作家同居，“那个老作家把这种享乐叫做诗和美，直截了当对她说，这种享乐就是人的全部幸福。”
后来因为生活所迫，玛丝洛娃沦为妓女，“每逢她感到苦闷，就吸一吸烟，或者喝一喝酒，或者最妙的是找一个男人谈情说爱，这样一来那种苦闷也就过去了。”
然而，“在不公正的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治理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就是监狱。”玛丝洛娃因被诬告谋财害命而关进了监狱。
在法庭陪审时，聂赫留朵夫发现被指控杀人的妓女卡秋莎·玛丝洛娃正是早年被他引诱、抛弃以致堕落的那个农奴女儿。第一次重逢的时候，聂赫留朵夫以为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要为她出力并且感到悔恨，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感动，一定又会恢复原来那个卡秋莎的面目。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原来的那个卡秋莎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个现在的玛丝洛娃。这使他感到又惊奇又恐惧。“使他感到惊奇的，主要是玛丝洛娃竟然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
聂赫留朵夫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谴责，决定出手营救救玛丝洛娃。他为她奔走申冤，并请求同她结婚。“有一种极其常见、极其普遍的宿命论点，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成不变的本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蠢，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往往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是善良的或者聪明的，说另一个人是凶恶的或者是愚蠢的，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
“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里的水都是有点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坦，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清凉，有的地方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出这样一种本性，有时候表现出那一种本性，有时变的面目全非，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是出于生理原因，有的是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种变化中。 ”
但昏庸的法官还是不顾聂赫留朵夫的辩护，依然判处玛丝洛娃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所有这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是因为他们做了官。”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他们一度是这样的人物，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上诉失败后，聂赫留朵夫陪同玛丝洛娃一起到了流放地。聂赫留朵夫心里想，“不论是那个女人的微笑，还是这个女人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那就可以摆布我。你不需要我，那就走你的路。’那个女人装模作样，仿佛根本就没想到这种事而生活在高尚的情操中，其实骨子里都是一回事。”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当它赤裸裸地出现的时候，你从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它，就能看清它，蔑视它，因此不论你有没有上钩，你本质上不会受到影响。不过，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分不清好歹，跌进它的陷阱，这才可怕呢。”
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玛丝洛娃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重新唤起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德，主动戒了烟酒，也逐步恢复了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但是，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玛丝洛娃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
最后，玛丝洛娃与一个心爱的政治犯西蒙斯结合，一起去西伯利亚服刑，从而走向“新生”。西蒙松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是把她当做一个美好的、罕见的、受尽了折磨的人而爱她的。我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只是非常想帮助她……”
聂赫留朵夫从此放弃了贵族生活，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也与上流社会断绝了交往，而且开始虔诚地信奉宗教，“人不但不可以恨仇敌，而要爱仇敌”，认为这才是克服社会种种罪恶的做法。聂赫留朵夫在忏悔中求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
《复活》在抨击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罪恶、揭露沙皇政府法庭、监狱、教会丑恶面目和撕开上层社会“遮羞布”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观点。小说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对世界文学的艺术水准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说：“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这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