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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车马很慢,但赶路的驿站很快,传个信6日急行30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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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车马很慢,但赶路的驿站很快,传个信6日急行30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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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驿站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信息传递和交通体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从最初的驿骑到完善的驿站体系,再到清朝末期被现代邮政取代,驿站在中国古代交通运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中国古代驿站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性。

在我国封建社会,公文驿站制度始终是传递公文的主要方式。但送信的旅程往往很长,百里算是打底的数。相信很多人对“八百里加急”并不陌生,在真实的古代历史中,驿站是如何诞生的?而八百里加急的速度究竟能有多快?

驿站起源

驿站起源得相当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那时为了传送军情或其他紧急的消息,在军队中专门分出了一支队伍叫驿骑。

一开始,这些驿骑主要设置在那时重要交通机构“置”下,方便其随时领命传信。而边疆地区的驿骑则设置在“烽”“燧”下,这些地方大多是长城脚底下,便于一段长城两端的是将士及时获取消息。

到了西汉时期,国力强盛,对外战争的频发,以及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内地的“置”,这一主要的交通机构的地位上升,同时传信一事也变得极为的重要和紧迫。统治者希望驿骑们能够更加便捷、迅速地将消息准确传输到位。

于是在上层的支持和军费加持下,驿骑们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渐渐有了“百里加急”的说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割据混战,为了能够及时获得战况和密令,驿骑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统治者们广泛使用驿骑,为了能够更加有效获取信息,邮驿也就从一支驿骑发展成为了驿站。从队伍到机构的转变是质的飞跃,在常年混乱之中,驿站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军事交通机构。

而在唐朝,驿站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一套自洽的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

据《大唐六典》所载,唐朝全盛时期共有1639个驿站,专职驿员2万余人,其中专门负责送信的驿员有1700余人。并且驿站可不止有陆上一条路,而是由陆驿、水驿、水陆兼有三种路线,以备不时之需。

每一个驿站都配有驿舍,内有马驴、驿船和田地,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循环,能够自给自足。而为这些驿站服务的人,被称为“驿丁”“驿夫”“驿卒”或者“驿隶”。从称呼来看,这些人的地位并不高,而陆路上的驿丁,无论春冬,行路都异常的艰难,这是一份苦差事。烈日下,他们要忍耐高温,不能倒在送信的路上;寒冬腊月里,又要抵御强烈的寒风。此外还有下不尽的细雨,这些驿丁路上马脚容易打滑出事。

在敦煌有一幅《宋国夫人出行图》,描绘了那时驿使麻袋里面装了许多信件的情形。除了跑腿送信、传送书文之外,还要负责打扫驿站,这个工作琐碎繁多,十分的劳累。

而在唐朝的法律里,对于邮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误,都有详细、相应的惩罚。唐朝驿长承担了相当重要的职责,一是每年都要汇报驿马死损情况,二是汇报经费支出明细。如果有驿马死损,驿长需要负责赔偿的相关事宜;如有擅自减员、减马的情况,则有“杖一百”的处罚。如果是驿丁私自逃脱服役,或者将马变卖、杀害等等,那么他所受到的处罚将会比驿长更加严重。

关于驿站人员停留,唐朝法规也做了明确规定。驿站的人到了驿站,必须换马再继续前行,否则打八十大棍。

《唐律》规定,在驿站耽搁了行程,打一百大棍,迟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双倍,重者处罪关押两年。另外,如果是耽搁的是军事文书,那么罪加三等;如果因书信延误战机,导致战败则会被绞死。

《唐国史补》中就曾记载了一次延误、泄漏书文之事。那时有一位官员负责签发公文,担任员外郎一职,官职不高不低。他负责处理一件将囚犯从河北流放到岭南的文书,然而由于他夜间办事出了纰漏。因此,流放文书只发到了岭南,没有发到河北,事发后,这名官员直接免官,而泄漏重大机密的相关人员全部处以绞刑。可以见得驿站传信是非常重要的,且非常看重其保密性,不容有一点闪失。

除了设置严苛的法律,在驿站效率上,唐朝也给到了充足的发展。由于追求效率,在那个时期还产生了“八百里加急”的故事。

百里急行

旧时,书文都是由驿站传送的,当有紧急公文时,每个驿站都采用快马代步。如此一来,即使没有千里马,只要驿站内每一匹马都拼命奔跑,文书就能快速传递到准确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前文提到唐朝规定一匹马抵达一个驿站后,必须要换马的原因。因为马儿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奔往下一个驿站,如果不能及时休息就非常容易被累死。如果仅为了一次紧急文书而累死一匹马,这背后的培养成本是难以估计的。

在文学作品里,针对文书加急运送,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八百里加急一声令下,驿站的马儿飞奔向前。尘土飞扬,一匹骏马奔到近前,驿丁翻身下马,大声呵斥道:“我手里有皇帝的御赐金牌,挡者死,违逆文书者死!”旁人还未反应过来,那人便扬长而去!这一刻,古道之上,云雾缭绕,万里无云。所谓风尘仆仆,匆匆忙忙大概就是这样了。

按照唐朝规定,传送文书时,一匹快马应日行180里左右,如果是紧急文书则需日行500里。这一点在安史之乱中就有所体现。天宝十四年11月9日,安禄山起兵于樊阳。那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3000里,但6天内,唐玄宗就得到了消息。这算下来,恰好正是日驰500里,可见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不愧后世称唐朝为驿站发展之巅峰。

据记载,南北朝时,北周宣帝在洛阳大摆筵席时,曾亲乘御驿马,日行300里。与唐朝最紧急的急行500里相比,显然慢得多,而唐朝在传递紧急文书时,想必用的是御马,所以它的速度才会这么快。唐朝的度量衡单位,一里约为现在的400多米。以现在的速度来看,800里已经是极限,最快也要两天才能赶到。

驿站不仅是古代差役的住所,也是访问官员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而且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功能也逐渐扩大。根据辽宁地区古书记载,宋人在《五经总要》中就提到了唐朝时在营州路上设立的驿站。九递至燕郡城向东行,经汝罗守捉(今北镇),过辽河十七驿站,到安东都护府(今辽阳市)约五百里”。

这里提到的“九递”“十七驿站”,虽然没有确切的站名,但是可以看出唐代的驿站分布已达辽东地区。宋朝实行“兵卒送货员”制度,与此相对应,还设立了递铺,递铺分为“步”“马”和“急脚”三类。至辽代,从中京的大定府到东京的辽阳府,共设了14个驿站。随后来到金代,统治者从会宁府至燕京,沿辽西傍海道设立驿站,使其成为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也为了增强通讯能力,金朝效仿宋朝,也在辽宁建立了驿站。驿站一般都建在交通要道上,有军队驻扎,像是一个小城堡,四角插满了黑旗,两个驿站相距10里,每个驿站都有4个人。

元朝时,由于疆域扩大,交通发达,驿站制度更加完善,成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此时的驿站又被称为“站赤”。“站赤”其实就是蒙古语中的驿站的音译,元朝的驿站在规模、数量和管理上都远超前朝,以都城(今北京)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

早行之客

驿站之间路途遥远,迁客骚人为了赶路往往天大亮就起早出发。唐宣宗大中十三年,花间派诗人温庭筠离开都城长安,前往襄阳赴任。在古代,南下向来路途颠簸,从长安到襄阳,路途相当长,路线大致和今天的G70高速公路途径站点差不多。

温庭筠赶路途中,沿着每个驿站停靠休息,等到了天气转寒入秋时,他才终于翻过了秦岭,住在商山的一处驿站。早上起床出发,他看到沿途风景,有感而发,这才有了《商山早行》这一首诗。

除了紧急状况下,在唐朝,驿站其实相当于国家经营的旅馆,借由旅馆将各地来往流动人员的信息记录串联在一起。官员因公事奔波两地,是相当依赖驿站的,普通百姓赶路付费亦可在驿站稍作停留休息。早年尚未成为“诗魔”的青年白居易,任官来到河北出差,冬天就住在邯郸的驿站里。孤身一人,又临近新年,白居易不由得开始思念家乡,于是写下了《邯郸冬至夜思家》一诗。

随着时间的推移,驿站也成为了游子在外奔波,孤独伤神、思念家乡的一种文学意象。与此同时,朝代更替,驿站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在明朝,统治者除了开通沈阳到旅顺的驿站之外,其余的主干道上都设有驿站,这不同于元代只有两个主干道上的驿站。那时,还设立了递运所,这些独立的驿站专门组织货物的运输,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品和赏赐,由各地的卫所管理。这个有点像国家专门运输的大宗货物,也是相当的重要,要求保密性高。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开始设立递运所,它的设立标志着明朝运输的一个重大进步,使得货物的运输有了明确的组织。

明朝的陆路运输,基本采取定点和接力的方式,所以递运所除了承担驻地指定的运输路线之外,还承担着海路、水路运输的集散任务。清朝顺治帝进入关内后,在北京建都,并把原都盛京改为清王朝的留都。盛京之地,在整个清朝中都是举足轻重的。盛京的驿站,也不同于其他省份,分为驿、驿站、铺三个层级。驿站是官府用来接待外宾、运送物资的交通枢纽。站是传递重要文件和军事信息的机构,专供军事系统使用,公文和信件由铺负责传递,地方厅,州府,县府领导该机构。盛京驿站基本沿袭了明代驿站的设置方式,但并未受到行政区划的制约,主要是依据交通情况而设立。盛京的铺递遍布全国各地,驿站所用的信物就是勘合和火牌。

所有来到驿站的马车、马匹,在运送公文、物品的时候,都会用到“邮符”,官府用勘合,军部用火牌。“邮符”的使用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凡是身上携带特殊任务经过的,都要派兵护送。马传公文的时候,都要贴上兵部的火票,如果是从外地到京城的,或者是去往相隔数千里远的两地,都要写好单子。公文以“马上飞递”为限,一天300里为限,急报则以400里、500里、600里为限,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但不能乱写限行里数。到了清朝后期,驿站的管理已经十分完善,而且管理非常严格,一旦违反,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最后到了清代末期,出现了文报局,开始辅助驿站,驿站渐渐被废除,文报局专门负责驿站原来的职责。

随后统治者又设立了邮局,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邮政,用来处理书信传送的相关事务,文报局也退了休。纵观驿站的发展脉络,它在我国古代交通运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它的形成与发展是研究近代交通运输的基础,为近现代的交通规划提供了案例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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