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的原因是啥？徐世昌加速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的原因是啥？徐世昌加速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
徐世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他从清末翰林到民国总统的传奇经历，见证了中国从封建帝制向共和制的转变。本文将深入探讨徐世昌如何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及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最终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过程。
顺应革命潮流
光绪、慈禧相继断后，载洋当政欲集权于皇族，排斥袁世凯，令其“即开缺回籍养病”。袁世凯罢黜后，速变派势力大损。
徐世昌亦感自危，于1909年初以“积劳患病，恐误重任”为辞奏请开去东三省总督职。一方面清廷欲剥夺徐世昌对东三省北洋新军的领导权，以此达到排挤北洋系的目的；另一方面清廷欲许以徐世昌高位来稳定袁党。自从1909年2月起，载洋一意孤行推行集权皇室政策，对袁、徐北洋系大刀阔斧清洗，赵秉钧、唐绍仪、梁士治、王士珍等一大批北洋系人物被革职。
载涛依良弼为靠山，另创禁卫军，旨在集中兵权于皇族手中，从而排斥北洋新军。在这历史潮流激变的时刻，徐世昌认为唯有袁世凯才有能力实现历史的转变，于是积极谋求助袁出山。
助袁出山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武昌起义，起义军推黎元洪为都督，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武昌首义后清廷惶惶不可终日，载洋拟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赴武汉镇压起义。
那桐提出异议“武昌一隅蠢动，奚必以陆军大臣亲临前线”，其言外之意是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10月14日，荫昌率率北洋新军赴武昌剿灭革命军，岂料北洋新军“心目中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他们的‘袁宫保’”，不听调遣，逼迫清廷同意徐世昌等起用袁世凯的建议，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
袁世凯入阁，使内阁权限大为扩张，按照新内阁的奏请，所有与立宪制度相抵触的事项一律取消，而皇帝、皇太后的所有谕旨，均必须经过内阁副署方能有效，皇帝集权制变成了虚君责任内阁制。这样一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专制政体、“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观念在辛亥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促成南北和谈
徐、袁在获得内阁权力之后，面临如何对待南方革命党问题。徐、袁当时存在着两种构想：一种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一种是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但无论实现哪种构想方式都是和平过渡。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徐世昌以实际行动认同、支持推翻清朝，赞同、接受共和，是进步的表现。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他来说，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附从革命党人，参与打倒清王朝，建立民国，并要冲破封建纲常、封建正统思想的精神桎梏，甘冒叛臣贼子的罪名，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出任国务卿
徐世昌对清廷有着特殊的感情，“以疏迅小臣数年即宰辅，其不欲清室之亡亦实情也”，但其又“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他支持袁世凯与南军议和，在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徐世昌避居青岛，临行前，袁世凯“挽留亦切”，徐世昌终“以邃仕无以对清室”，相约两年后出仕协助袁世凯。
袁世凯初始对“二十一条”的反对态度颇为坚决，日本通过外交次长曹汝霖露骨表示如袁世凯接受则“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否之则“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颠覆袁政府”。在日本威胁利诱下，袁世凯于月日接受了除第号外的各项条件，把主要精力转向帝制自卫。“二十一条”签订后的翌日，徐世昌就因为对外方针政见不同“托病不至政事堂凡十余日”。
反对袁世凯帝制
袁世凯以“国中握有权力者，岂有反对我者”，不听徐良言相劝。
徐世昌知袁称帝决心己决，不可阻止，乃“连日书犊往复”申请辞职，袁见徐反对帝制不可挽留，遂于9月26日批准徐请假一月，以陆征祥暂代国务卿。如徐世昌所料，12月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徐世昌在辞职之日的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可见徐世昌政治经验之丰富，料事之精准。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爆发了护国首义，贵州、广西等省积极响应。1916年3月中旬，徐世昌再次致函袁世凯劝其撤销帝制“乃今尚可转圆，失此将无余地”，3月22日，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副署了停止帝制命令，“若将上年二十一日，承认帝制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已推戴书，一律发还。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的原因
自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后，国会和约法频遭解散和破坏。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出任总理。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最有总统之希望者，厥有三人，即前国务卿徐世昌、现总统冯国璋、现国务总理段棋瑞”。
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召开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以压倒多数票被选为总统。
冯、段交争使徐世昌成为唯一合适人选
冯国璋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放弃江苏督军位置到北京代理大总统，其真实的意图是想蝉联第二任大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段棋瑞决定“以退为进”，于8月31日发表声明其本人将于政府改组后引退“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棋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
“冯、段交争，同归失败”后，双方宣布同时下野，这样在下届总统选举上徐世昌就失去了竞争对手。
徐世昌个人的资望
徐世昌为北洋系元老人物，地位仅次于袁世凯，在清末时其地位、官职远在“北洋三杰”之上，就连西方列强也希望徐世昌“亦文治为怀”，“借重梁士治推翻督军派”。这样徐世昌当选总统成了“众望所归”。旧交通系、研究系对徐世昌的支持。
1918年夏，安福国会在北京召集，其中安福系获三百三十余席，旧交通系熟一百二十席。
在总统选举问题上，研究系获二十余席，交通系因其主要领导人梁士治、朱启铃、周自齐等与徐世昌较为接近，主张选徐为总统。
在北洋内部中，不承认徐世昌为总统者仅有一例，即吴佩孚从湖南前线电劝徐“趁此为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并敦促冯代总统颁布罢战明令”，并劝“对于国会议员，通国另行改选”。吴佩孚通电的基调与西南军政府颇为一致，反映了直、皖两系矛盾的尖锐，同样徐世昌也不会因为一个北洋后辈的劝阻而放弃总统之位。
但“吴佩孚以区区一个师长，身居前线，竟然越位干政，慷慨谕列国事，无复顾虑，实属罕见”。徐世昌的当选“尽管充满着荒诞和矛盾”，却是南北各派军阀相互妥协的结果。徐上台后“以文临武”，积极调和直、皖两系矛盾，使直、皖矛盾在表面上得到暂时的平息，这使南北两大军事集团通过谈判谋求和平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1918年12月29日，北方议和代表朱启铃、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十人离开北京南下。军政府也派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列、王伯群、李述膺、饶鸣奎、彭允彝十一人组成南方议和代表团，于1919年1月25日到达上海。
2月20日，徐世昌在会中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虽然他为和会的召开和顺利进行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不可能调和南北各派军阀，也不能使南北和会按着自己的意愿发展，实现南北“统一”。这不仅是其个人生涯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结语
徐世昌是清末民初政坛上一个重要且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早年以翰林身份襄助袁世凯小站练兵，会同袁氏创立北洋军阀，并倚北洋之力跻身权力中枢。清末时，徐世昌跃居高位对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警察制度近代化、清末宪政改革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调和北洋的真实目的是欲倚北洋之力跻身政坛。
正如一个外籍学者所言，徐世昌是一位“平民化的督臣，热衷于政治的学者”，“中央集权的倡导者和军阀主义的敌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悖论与矛盾。他不是革命者，不是理想主义者，更不是民主主义者或其他激进派。徐世昌正是这样一个重要且复杂的历史人物，对这样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将他放到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当中，采取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方法。笔者认为评价徐世昌这类历史人物最主要的标准要看其是否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毫无疑问，徐世昌是加速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
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词来评价徐世昌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是最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