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诞生于风雅之家，竟成社会毒瘤，古代赌博业如何走到这一步？
本诞生于风雅之家，竟成社会毒瘤，古代赌博业如何走到这一步？
博彩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我国是博彩业较早出现的国家，其组织形式和比试内容均相当有特色。谁能想到，最早的赌徒并不是社会上游荡的纨绔子弟，而是附庸风雅的贵族文士呢？
一、谁人好赌？好博而已
在大自然面前，祖先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和“赌博”。人类对自然界毫无控制的能力，只能适应自然规律去发展社会。在成立部落、建立家国的同时，一次战争、一场狩猎都属于“一搏”之行为。因为人类在无法预知未来的同时对未来充满着好奇，故“博”业才有出现的可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博彩业起源很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博彩之中的不劳而获、欺诈手段自古以来就被世人贬斥。古人并不倡赌，最早的博彩被称作“博”。博，又名“六博”，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拥有道具、规则的游戏形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到“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子也。古者乌曹作博。”这是历史记录中“博业”最早的起源。
春秋造六博俑
乌曹是博的创始人，那么乌曹又是谁呢？根据《世本》记载，乌曹是夏桀时期的一位京官，他发明的“六博”最初是一种“掷六箸为棋局、十二字相吃杀”的游戏。虽然六博的具体规则现已无从可考，但因其同后世的象棋一样，都是依靠吃子取胜。所以还有人考证，象棋类游戏很可能是从六博演变而来的。
在当时，能够涉及复杂游戏的人都是社会中的名流或头脑极聪明的人士，乌曹至少属于中等偏上的贵族。《史记·殷本纪》中对当时“人与天博”的现象有所刻画，谓“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与行，天神不胜，乃辱之。”这就表明，在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人与天、人与自然不断对抗博弈的愿望是体现在“博”类游戏之中的。
荒淫无道，“欲与天博”的武乙
二、由“博”化“赌”
虽然最初的“博业”发展在宫廷当中，但很快就流传到了市井巷里之间。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城市生活逐渐兴盛。聚集在城里的工匠商人在闲暇无事之时,通常会组织博戏。此外，赌博活动同样活跃在贵族巨富之中。《史记》记载，宋国闵公好博，因与人博戏发生争执，终死于局盘之下。
一般百姓的博业很快有了“赌”的性质。奢侈之辈往往以“博”为“乐”，发生争执是因为好面子或气不过，并不需要用此方法赚得钱财。而市井小民终日劳苦，若沉迷“博”而不“赌”，就等于在游戏上空耗精力。由于人的贪婪本性，赌博业逐渐走俏于市井之家，而后反转又感染了帝王将相。在各色人士的齐心助推下，赌博业遂宣告诞生。
宋闵公殒命于博戏
在当时的赌博业中，最兴盛的要数官方承办的赌局了。《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大梁一富豪开设赌场，方寸之间男女杂坐，投壶、六博者甚多。在这一时期，以骰子、斗鸡、走狗、弈棋等方式展开竞争的赌徒们竞相而出，赌博者也越积越多，以至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批判。孟子就将“博弈而好饮酒”作为不孝的标志之一，可见赌博在何时何地都是导致家破人亡的原因之一啊。
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财富积累，秦汉时期在大一统国家的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富足、安定。于是，工人消遣的博戏则更进一步，向“取人钱财”的赌博行为转变。景帝时，一位名叫许博的人曾编造了一种“六博”的取胜口诀，以至“时人皆颂之”。司马迁认为，通过赌博取得的财富非“因本”或“因末”致富，而是“因奸致富”。政府常引用李悝编纂的《法经》惩治赌博之人，曰“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更笞，乃禁戏”。可见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赌博的严重危害。
众人围坐，下注斗鸡
三、狂赌致恶
“博既成赌”，其危害便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严重危害到社会治安和老百姓的生活健康。在动荡的魏晋时期，朝纲倾颓、百无聊赖，世家大族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常常用赌博、狂饮等纵欲行为寻求解脱。中原地带的传统博术受到来自外域少数民族文化习惯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极大变化。传统的“六博”再也不曾兴盛，取而代之的是双陆、摊钱、围棋、射箭等新式游戏。
《世说新语》记载，温峤曾经与一大商人豪赌，以至将家财散尽，最终不得不把自身作为抵押。东晋名将桓温也嗜赌，年轻时也曾债台高筑。当时，赌场中已经出现了“出老千”的行为。一些组织赌局的黑心商人学会用灌铅法、输蜡法制作假骰子。也有人在比试射箭的过程中，故意将箭羽折压，以求影响当事人的发挥。随着投机取巧之辈越来越多，赌博逐渐成为风险极大的社会公害。
名士在香炉旁下围棋
唐宋时期流行的赌博形式有骰子戏、叶子戏、打马、骨牌等。“叶子戏”是一种纸牌游戏，类似于升官图，还可用骰子随玩。当时制作的牌面细长如叶，故得名。“叶子戏”的比赛方式同西洋纸牌颇为类似，也是以点数论大小，并将不出手的牌视为“暗牌”，反扣在桌上。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纸牌的发明很可能出自东方。
古代人的桌游：“叶子戏”
明清时，封建经济已发展至极盛，同时也开始转为没落。在当时社会风气愈发轻薄，赌博活动于是更为猖獗。明代流行的纸牌游戏是由“叶子戏”发展而来的“马吊牌”，兴起于万历年间的江南地区。“马吊牌”可谓是专为赌鬼发明的比赛方案，其牌面无草木花柳、神鬼仙女，而是满满充斥着铜臭味，可谓“投其所好”。甚至在明亡之后李自成率部进京间，其部下首要的消遣方式就是“打马吊”。
清代女人在打牌
文史君说
清代康、雍两朝为整治社会问题，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赌博。康熙大禁赌博，以至“斗酗之民屏息不敢出”。清末鸦片战争时期，洋人的赌博方式涌入中国，加之当时社会动荡加剧，随即又掀起了一场赌徒们的狂欢。天津、上海、广州等港口或租借城市中兴起了赛马的行当，并由此衍生出跑狗、斗牛等行业。甚至在天津还一度出现了人力车夫拉车竞赛的的赌博方式，这是极度辱没人格的。此时赌博业已经开始与贩毒业、色情业相结合，赌场自然也成了烟厂、风月场。
参考文献
涂文学：《中国古代赌博的流变》，《文史知识》，1994年10月刊。
杜宝川：《中国古代赌博现象及其法律规制》，烟台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本文原文来自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