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文化之中的“罪”和“原罪”是一个东西吗？
基督文化之中的“罪”和“原罪”是一个东西吗？
在基督教神学中，“罪”和“原罪”是两个核心概念，它们不仅关系到人类的道德状态，更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本质。本文将通过奥古斯丁与伯拉纠主义的辩论，深入探讨“原罪”的理论基础，并尝试将其与“罪”的概念区分开来，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的神学议题。
奥古斯丁是在与基督教异端“伯拉纠主义”辩论的过程中发展出“原罪”理论的。伯拉纠认为，人并没有原罪，他在《论自由意志》一书中写道：“我们并不是生来就邪恶，而是天生无暇无疵。”
他否认人天生就具有犯罪的倾向或性情，因而人“不必然犯罪”。人之所以倾向于犯罪，乃是其他犯罪的人以及社会所作出的坏榜样使然。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猛烈地抨击了伯拉纠的思想。他否认人出生时是纯洁的一说，相反他认为，除了耶稣，任何人都是生来败坏的，因而任何人无可避免地都会犯罪。
他这样说道：“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除了犯罪外，一无用处。”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亚当犯罪之前的状态是“可以不犯罪”(posse non peccare)，但是在亚当背离上帝的旨意后，他与他的后裔(除了耶稣)的状态就是“不可能不犯罪”(non posse non peccare)，奥古斯丁认为人类与其始祖之间有一种“罪”的遗传关系。
他强调人性的“堕落”，而这一意象取自《圣经》创世记第3章，用以表达人性从原初状态“堕落”的观念，人性现在的状态并非上帝的原意，创造的秩序也就不再直接地与其原初时那样完整无缺的“善”相符合。人性“损毁”了，但又如救赎论和称义论所谈及的那样，人性并非无药可救。
奥古斯丁对“原罪”的描述具有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原罪”是天生的；其次，它属于人性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以让人具有犯罪的倾向并导致各种具体的罪行。
在这几个特点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了“原罪”和具体的“罪行”之间的区别。原罪并不是贪婪、骄傲或者残暴等等之中的一种，但正是由于人生而具有的、已深深植根于人性中的“原罪”的存在，才使得具体罪行的发生。
奥古斯丁在对罪的分析中指出，人的意志是一种发生扭曲的意志，它将自身置于最高的善（即上帝）之上，甚至将后者作为实现自身的途径之一。
正是这种扭曲的意志产生了扭曲的欲望，即无节制的、放纵自身的邪欲和狂妄自大。这些欲望的核心形式就是各种具体的罪行。而“原罪”则说明了人生而具有的这种扭曲的意志，即与上帝的隔绝状态。
“原罪”的理解
奥古斯丁将“原罪”之于人类族群中的普遍性描述为一种生物学的遗传，即认为通过性和生育，“原罪”将一代代地遗传给亚当的后人。
后世的神学家对奥古斯丁的批评多集中于此。他们认为，对“原罪”的“生物学”解释仍然带有神话的色彩。
《圣经》所说的亚当的后裔都有罪，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用以描述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例如，施莱尔马赫就强调“罪”的传播是靠社会而非遗传。
神学家潘能伯格认为，奥古斯丁将自爱与邪欲自身关联起来，暗示了一种对所有个体来说都是普遍的人类行为的结构，但这一点却被忽视了。
从本质上说，如果承认这种普遍的人类行为结构，那么就不需要依赖继承的理论了。人类行为的一般结构会一代又一代地遗传给个体，这是人类绝对本质的普遍结构的不言自明之处。
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原罪”是“遗传”的，但遗传下来的并不是亚当所犯的“罪行”，而是在亚当与上帝隔绝的状态——那种已经发生了扭曲的意志。这种扭曲的意志自人类的祖先起就已经深深植根于了人（及人类社会）的普遍结构之中。
“罪”的理解
“罪”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被归于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解，被视为人的“恶”或“犯罪”的表现。然而，从“原罪论”的角度来看，“罪”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对“实存—存在”关系的认识论。这种理解不仅关注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更深入地探讨了人的生存本质和存在意义。
奥古斯丁在探讨“罪”的问题时，强调了人的意志与上帝的关系。他认为，人的意志在扭曲的状态下，将自身置于最高的善（即上帝）之上，导致与上帝的隔绝。这种隔绝状态，即“原罪”，实际上是人对“实存—存在”关系的误解和扭曲。
在“实存—存在”的关系中，“实存”指的是人的具体存在状态和生存经验，而“存在”则指的是人的本质和意义。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总是在追求无限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追求的过程中，人往往会因为自身的局限和扭曲的意志而陷入困境。
“罪”的概念正是这种困境的表现。它揭示了人在追求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过失，同时也指出了人需要反思和超越自身的局限，重新认识和把握“实存—存在”的关系。因此我们可说，基督教中“罪”的概念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评价，更是一种对人生存状态的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