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阿斯少女：我伪装成会社交的样子，差点毁掉自己
17岁阿斯少女：我伪装成会社交的样子，差点毁掉自己
2015年，世界知名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研究专家托尼·阿特伍德博士（Dr. Tony Attwood）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年度女性健康论坛上，就自闭症谱系女性的人格特点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精彩演讲。9年之后，一位17岁的中国阿斯伯格综合征少女在聆听了这位专家的演讲后，触发了深刻的思考和感悟，于是有了这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对话人简介
托尼·阿特伍德博士（Dr. Tony Attwood）：英国心理学家，有三十多年的自闭症谱系研究、临床诊断和咨询的经验，著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等多部与自闭症谱系相关图书，在世界各地为谱系人士、家长以及专业人士举办各种讲座和培训。
靈师：出生于2007年，广州某国际高中G11（相当于普通高中高二）学生，13岁读初二时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在经历一系列严重社交及情绪障碍并与之抗争的过程中，萌生了对心理学的兴趣与热爱，将从事心理学作为学业努力方向。
阿斯伯格真的男多女少吗？
托尼博士：四十多年前，当我开始在这个地区工作时，每2500名儿童中只有1名确诊自闭症，非常罕见。而如今，澳大利亚疾病控制中心表示，这个确诊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80，即每80名儿童中就有1名确诊。自闭症的发生率是真的升高了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如何，目前，在澳大利亚，自闭症已经成为了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最大的单一诊断群体，关注自闭症人群的生存状态，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有趣的是，当我们提及自闭症谱系时，脑海中往往首先浮现出的是一个男孩子的形象。当我们查阅自闭症文献资料，也显示自闭症的男女比例通常为4：1。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个男女比例应该是2：1。表面上看来，自闭症男孩数量远超女孩，只是因为女孩比男孩在处理他们的社交困惑时更聪明、更有创造力，从诊断角度来说，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情感互惠性更高。这一点，在阿斯伯格综合征女孩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通常人们认为社交中，谱系障碍的孩子主要有两个表现类型：
- 第一种是逃避型，具体表现为内向、孤僻或冷漠；
- 第二种是侵入型，具体表现为激烈、烦人或暴躁。总而言之，不能良好读取他人释放的社交信号。
其实在这两个表现类型之外，还有第三种表现，这就是阿斯伯格女孩们的社交表现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伪装型。正是因为这个类型的存在，让大量阿斯伯格女孩“不被看见”，也导致了诊断统计中阿斯伯格男女比例差异巨大。
靈师：在一名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少女看来，“阿斯伯格”+“女性”+“青少年”这三个字眼势必导致“误判”+“伪装”+“情绪”。之所以被“误判”，是因为我们“伪装”；之所以“伪装”，是因为不想受到“情绪”上的伤害，之所以会受到“情绪”上的伤害，却又是因为被“误判”。想要破除这重恶性循环，就必须得从既是因也是果的这一环——“伪装”开始。
阿斯女生之所以与阿斯男生不同，更难被察觉，就是因为她们会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伪装——主要体现在语言能力正常上面，这也是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所带来天赋技能上的普遍差异。
上了初二才确诊的我，亏就亏在这一点上。幼年时，我语言发育不仅正常，甚至还偏快。四岁时，便比同龄人能更好地应用从句和转折词汇；七岁时，便可以独立组织短篇文章；十岁时，已沉醉于创作上千字的叙事长文并运用上写作技巧。长辈们钦叹我的语言天赋，时常将我的作文作为典范给其他人看。
对于自己擅长喜欢的领域，我讲的好，话也多，但别人却不屑于听。我似乎执着于将同一个话题的同样内容的每一处细节对所有我认识的人讲，哪怕口干舌燥，依旧乐此不疲。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一段谈话，我锚定了去过的地方及所见所闻这个切入点。
于是，整个小学期间，我在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都持续单向输出关于这方面的谈话。他们始终敷衍了事，我始终失望，但更多的是不解——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倾尽所有，在我的表达极限里表现得热情、主动、生动。
社会大众对自闭症认知的局限性，导致绝大多数人对我不解、轻视、疏离甚至霸凌。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意识到一个学习成绩还不错，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孩子竟是自闭症，小学阶段的我自己更是一无所知，默默忍受一切误解与偏待。
阿斯伯格女孩的“超能力”
托尼博士：相较阿斯伯格男孩，阿斯伯格女孩有两个方面的“超能力”。
一是出众的“模仿力”。前两个类型，阿斯伯格女孩在社交中更擅长观察、分析和模仿，她们会无意识带上伪装的面具，将自己安全隐匿于人群当中，不被看见。在开始行动之前，阿斯伯格女孩会站在社交的边缘，热切观察和模仿普通人群的行为，直到她们在社交中成功完成模仿，安然幸存，不像男孩那样刺头打眼，引人瞩目。
除了站在社交圈外围仔细模仿观察，她们还会通过看小说、看电视，通过肥皂剧等等模仿他人的社交方式、方法乃至具体的动作细节。在这些观察和模仿中，她们得以解码、分析和排练相关的社交事件，进而习得与他人的相处之道。
从男孩和女孩热衷的玩具，也能看出彼此的不同倾向。女孩热衷芭比娃娃，在她的单人游戏里，她借助娃娃作为主角，来模仿和排练明天要说的话或要做的事。与此同时，阿斯男孩们还在玩卡车和恐龙，而这些东西没法告诉你关于人、关于社交的知识。
二是出众的“补救力”。无论男女阿斯伯格，其实都不知道社交的正确打开方式，他们常常会在社交中频频犯错。比如自诩为真理的揭示者，理直气壮指出你的某个缺陷或者不足。在揭别人的短处，戳别人痛处的时候，甚至还指望你对他感恩戴德。这种错误社交常会带来他人的负面反馈——反感、生气或者抱怨。面对这些负面反馈，男孩往往会表现出对立违抗性障碍：目中无人，伤心、暴躁、执拗。而女孩，她们则相反，她们往往会马上亡羊补牢，及时道歉，适时让步，她们会说出软话让我们原谅并忘记她们的社交错误。
总之，阿斯伯格女孩就像变色龙，她们会使用伪装面具来适应社交场景。对于有的阿斯伯格女孩来说，可以有两幅面孔——在校的和在家的。在学校时，她是个乖乖女，完美聪明，赢得老师的喜爱。一旦她回到家，压抑的面孔浮出水面，她在学校的绝望情绪、社交困惑，这些负面情绪全都倾泻给她母亲、她的家庭。所谓课堂上的小天使，回家后的小恶魔，正是如此。
谱系女孩会在玩偶游戏中理解社交场景，并与想象中的朋友交谈
靈师：就像托尼博士所说的那样，我就是一个具备社交模仿力和补救力的典型阿斯女孩。这些超能力看似具有社交隐蔽性，实则会给阿斯女孩带来“反噬”。为此，我经历了漫长痛苦的青春期。
蜕变从初二升初三的暑假开始，我意外加入电话手表上的一个群聊，对于初二之前基本上与同龄人切断一切联系的我而言，如同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基于群内的成员可以互加好友的机制，我的社交频率呈指数型增长。与此同时，社交焦虑、情绪剧烈波动乃至癔想、妄想等精神病性表现——阿斯社交障碍中时常伴生的情绪障碍接踵而至。
初三之前，我自发与同龄人的良性社交几乎为零。网络社交初期，我像一位资深户口调查员，不间断地发起各种各样的问话：比如年龄、性别、住址、兴趣爱好等等。使出浑身解数，却完全无法与对方达成互动回应。往往是自己内心宫斗了800回，千辛万苦艰难输出后，对方礼貌性地回复几个字。我的期待落空，于是继续发问。这次，连几个字的回复都无迹可寻。
社交欲望的烈火熊熊燃起，抱着尝试千万遍，总能找到“所谓的好闺蜜”的愿景，我一度疯魔。为了维系一段谈话，花几个小时绞尽脑汁思考如何遣词造句；为了一段“漂亮繁荣的”朋友圈，凌晨12点还在统计点赞与评论的人数；为了经营网络社交圈，殚精竭力绘制思维导图，厘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会为了一次畅快的群内发言无法遏制地全身发抖；也会为了被仅仅几个陌生且无来往的联系人删除彻夜痛哭流涕；更会为了某些同龄人的热情响应心惊肉跳、欣喜若狂、通宵难眠。
一个暑假，我从懵懂无知的女孩变成了走钢索的女孩。我不能说不恰当的话，不能做不恰当的事，我的自我社交评价系统完全建立在他人的反应上，终日带着一副热情洋溢、活泼开朗的假好人面具，拼尽全力迎合他人的兴趣点。逐渐，与普通人的日常谈话对我而言，成了大庭广众下的走钢索表演——我不能越界，不能惹别人不高兴，不能有任何闪失。
阿斯伯格女孩的”诊断意义”
托尼博士：相较于阿斯伯格女孩，阿斯伯格男孩往往更容易也更早被确诊。在小学的时候，他们的特质通常就得以暴露。
在精神实质上，阿斯伯格女孩和男孩是一样的，只是她们优秀的观察、模仿和伪装能力，让她们成为“隐匿者”，难以被发现。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苦心孤诣去发现，去诊断阿斯伯格女孩，就让她们安然地，不被看见地融入正常人的生活不是更好吗？可现实是，在心理层面，阿斯伯格女孩要面对的困境一点不比阿斯伯格男孩少，甚至更多。
阿斯伯格女孩的“成功伪装”是由智力而非直觉完成的，这是一张“假面”。基于神经发育的非典型性 、感官的特异敏感性。阿斯伯格群体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存在焦虑症，阿斯伯格女孩尤甚。步入青春期，阿斯伯格女孩们非常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担心”，甚至会发展为“广泛性焦虑”、“恐惧症”。在本身对情绪处理有灾难化倾向特质的基础上，长期维持一张社交“假面”，维持社交假面，让这些“隐匿者”精疲力竭，对犯错有病态的恐惧，往往因为焦虑、抑郁、强迫、进食障碍、选择性缄默等等障碍表象被父母带去求医问诊，最终根据详细的成长发育史调研，才得出阿斯伯格的诊断。
我曾和一个阿斯少女聊天，她说：“我弄出了一个假的我，但是我真的能够让他人进入真正的我的世界吗？因为他们可能不喜欢真正的我，我应该继续伪装吗？”我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你会变得相当沮丧，因为维持虚假的人格会耗费大量的精力，那将毁掉你，并且你会觉得真正的自己令人厌恶。
目前，关于阿斯伯格女孩的文学作品中， 利亚娜·霍利迪·维利的《故作正常：与阿斯伯格综合征和平相处》，露迪·西蒙的《你好，我是阿斯伯格女孩》相关著作都呈现了阿斯伯格女孩善于伪装的特质以及伪装给女孩带来的特有的心理困境，是了解阿斯女孩的首选书目。
靈师：正如托尼博士所说的：“维持虚假的人格会耗费大量的精力，那将毁掉你，并且你会觉得真正的自己令人厌恶。”
在前所未有的社交刺激、假性利他重压下，我的情绪障碍尖锐爆发。狂躁时，曾经三天三夜无法吃饭睡觉；抑郁期，吃饭喝水甚至正常走路都成会为枷锁（阿斯天生具有情绪不稳定、易波动特质，不能简单定义为双相情感障碍）。就算在无事的日常，也会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因而生活起居、学习运动等日常事务也无法顺利进行。我开始断断续续休学，服用各类治疗情绪障碍的药物，前前后后试药三年，增增减减数量二十余种。
谱系女孩的情绪更加跌宕起伏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我泥沼深陷，这孩子完了。但危机即转机，强烈的刺激和重挫除了引爆严重的情绪障碍，还引导我完全改变了思维与认知。没有那时的痛苦求索，就没有现在懂得察言观色，与普通人在社交上几乎无异的我。
这里面，我的父母扮演了重要的托举角色。我父母几乎从未阻止我进行上述在普通家长眼里看似极度荒谬的网络社交。因为他们知道，从根本上解决阿斯等一系列谱系障碍的关窍，就是创造正向且良好的社交体验，而这种社交体验，永远不可能由父母去代替孩子创造，只能是孩子在父母的支持与引导下，自己不断突破壁垒。
在一次次与同龄人的切磋试错中，三年过去，我逐渐走进了14岁前的那一片从未涉足的社交蓝海，开始习得与普通同龄人（NT）的相处之道。我开始懂得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下说不同的话，面对不同的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NT们自然而然，心领神会的概念，到了17岁，我终于略窥门道。
三年光阴，我从一张白纸，被墨渍浸染、狂涂乱画，到重塑秩序，书写出井然的篇章，萌发出了一个新的、稳定的自我。17岁的我，开始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再困顿于内耗的囚笼，不再情绪大起大落，能够正常上学，拥有了稳定的朋友，甚至，我开始拥有真正的闺蜜了。
我的亏，或者说我的家庭的亏，就吃在了确诊晚这一点上。虽然我和父母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在我的成长上有了很多收获，但如果阿斯伯格女孩家庭都能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应该可以大大降低孩子情绪障碍出现的风险，有更美好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