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通书”与“祟书”——以《玉匣记》为例
明清小说中的“通书”与“祟书”——以《玉匣记》为例
明清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保存了大量的社会习俗及民俗事象。其中，"通书"和"祟书"是当时民间常用的工具书，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吉凶的趋避心理，也体现了民间信仰和生活智慧。本文以《玉匣记》为例，探讨这些民俗事象在明清小说中的体现及其文化价值。
一、"通书"与择吉习俗
明清小说中多有对古人查阅通书以择吉的反映，如：
- 行者道："……也不必看通书，今朝是个天恩上吉日,你来拜了师父，进去做了女婿罢。"（《西游记》第23回）
- 这徐先生向灯下打开青囊，取出万年历通书来观看。（《金瓶梅》第 62 回）
- 取出一本通书，选了日子，是个火日。（《肉蒲团》第7回）
- 忙取通书选日，择于二月二十日戌时合卺。（《欢喜冤家》第2回）
- 卜昌取通书一看，“今日是个吉日，诸凶皆避，就今晚成亲便了。”（《续欢喜冤家》第 16 回）
- 木阳和把通书一看，道，“今日是黄道吉星，十分上吉。”（《续欢喜冤家》第 19 回）
- 时值十二月十九庚申日，正合通书腊底庆申，一切修造、迁葬、祭祀、求神，俱吉。（《禅真逸史》第21回）
- 岳安人即取通书，拣定了吉日，搬移出去另住。（《说岳全传》第2回）
- 静远即把通书呈上，陈母查阅，说道，“明朝乃是黄道吉辰，便可行事。（《绣鞋记》第17 回）
- 珩héng坚道，“我检通书十月廿七最好。（《海上尘天影》第4回）
- 宝玉看过通书，便择定望日出行。（《九尾狐》第53回）
而在《雪月梅》中，对该行为的描写尤为频繁。自第24 回至第34 回，十回间就出现了五次：
- 殷勇遂查看通书，择定腊月初四日。（《雪月梅》第24回）
- 当下商量已定，取通书来择了五月十一日起身。（《雪月梅》第25回）
- 王进士就叫取过通书一看，笑道，“明日就是个移居吉辰，正好迁移，不必再拣日了。”（《雪月梅》第27 回）
- 严先生因取过通书一看，道：“这月二十八日是个天喜月德，正好过礼。闰十月初三日却是不将吉日，合卺 jǐn最好。竟定了，不必改移。（《雪月梅)第32回）
- 这郑公子却拿着一本通书在那里翻着，笑道:“这十一月十一日却是个天恩上吉日，正好起身。”（《雪月梅》第34 回）
而不唯白话小说，文言小说中亦有对该行为的反映，如：
- 孙曰：“纳婢亦须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书第四卷，盖试之也。女翻检得之。先自涉览，而后进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聊斋志异吕无病》）
- 乃指架上通书云：“我当与尔诹吉。今夜天德合，河魁不房，无再诿。今不取，忍反受殃矣。”（《小豆棚·鬼妻》）
据上引各部小说中情节，可知通书确为当时民间在从事婚娶、纳婢、移徙、修造、出行等日常活动时据以择吉的常用工具书。然而我们发现，小说在提及通书时，大都只是通称，而不提及书名。事实上，“通书”是该类历书的统称、省称，品类众多较著名的有《选择通书》、《协纪辨方书》、《象吉通书》《永吉通书》等。但《选择通书》、《协纪辨方书》是官方用书，《象吉通书》、《永吉通书》等又以阐发义理为主，内容深奥，且操作繁复。比较而言《玉匣记》内容浅显，操作便易，在民间有更大影响。
《四库总目提要》在著录《协纪辨方书》时提及《玉匣记》称其“荒诞无稽”不堪与“于趋吉避区之中，存崇正辟邪之义”的官方用书相比，清人笔记中更有直斥其为“邨cūn书”者，则可知其民间俗本的地位；而《茶余客话》卷四载：“村氓老妇信乡邻巫觋（xí）之言，奉佛持斋，月有定日，其说大都皆本于坊刻之《玉匣记通书》。《提要》又称《玉匣记》的一些内容甚至屡入钦天监所用之《选择通书》中，则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又可见一斑。上引各部小说所言通书，大概不少指的就是《玉匣记》，而《金瓶梅》第 39 回则明确提及此书。该回写西门庆欲往玉皇庙打醮还愿，顺带送小儿寄名，小道士应春儿讯问打醮日期，西门庆指定初九日应春儿连忙附和道:“此日又是天诞。《玉匣记》上我请律爷交庆，五福骈臻，修斋建醮甚好!”这里，《玉匣记》正是用以择吉的。
二、《玉匣记》的祛祟功能
然而，据以择吉，只是通书的一种功能，除了分类标示各种吉(凶)日与相关宜忌通书中又有祛祟、镇怪、星象、占卜、解梦等诸多迷信内容如《玉匣记》下卷(或称之为“杂占篇”)载有各种占验、解煞、祛祟方法，如“占灯花法”、“鬼谷子先生响卜法”、“禳ráng解小儿煞法”、“张天师祛病符法”、“镇怪符法”等。对普通民众而言，具有更强“专业性”和神秘性的占验法及“张天师祛病符法”等祛祟法的实用意义无疑更强。在普遍迷信的古代，人们多以为害病系鬼神作祟所致，某日起病，系由某鬼某神作祟，又有相应的禳解方法，民间相应即有按日记载病人所遇神祟名目及禳解方法以供检查的书，称为“祟书”。如暂不考虑其固有的迷信色彩，这些“祟书”的功能，大抵与今日“常见病急救手册”一类相仿佛。而《玉匣记》中“张天师祛病符法”是以农历一月三十日为序逐日记载鬼祟名目及禳解方法，其每日体例为:
起病日期 +得病方向 +鬼祟名目 +发病症状+(鬼祟方位)+烧献纸钱种类、张数、方向 +符箓画法及用法。
如:
初一日病者，东南路上得之，是神使客死鬼作祟，头疼，作寒热，起坐无力，吃食无味，用黄纸五张，向东南四十步送之即愈，符策图(略)，吞一道，门上贴一道，吉。
又如:
初七日病者，东南得之，土地家神使老母鬼作祟，呕逆寒热，手足沉重，其鬼在卧床东北坐，用白钱五张，向东南三十步送之，大吉，符篆图(略),吞一道，大吉。
正与“祟书”之体例与功能合。将《玉匣记》作为“祟书”使用的情况在小说亦多有反映，如《红楼梦》第 42 回写巧姐因进园子寻凤姐着凉，发热症，刘姥姥提醒：“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了。而凤姐命平儿拿来的“祟书”正为《玉匣记》。书中所引文字之体例与功能与“张天师祛病符法”相近：
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之，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
凤姐等依法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些睡着”。这段情节，又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醒世姻缘传》第3 回的情节。该回写珍哥因触怒家亲神，害头疼，晁丰山媳妇提议“寻本祟书来，咱与珍姨送送，情管就好了”，于是从真武庙陈道士家借来一本，先查三十日起病系:
灶神不乐，黄钱纸五张、茶酒糕饼，送至灶下，吉。
又查到初一日起病系：
触怒家亲鬼，在家堂正面坐，至诚悔过、祷告，吉。
这里虽未明言“祟书”即是《玉匣记》，但二者情形相近，且两书功能相同,体例一致极有可能就是一部书，故黄肃秋先生在对本回进行校注时，直言其即为《玉匣记》。
又，晚清吴哥人所撰社会小说《瞎骗奇闻》中亦有类似情节。书中第 3 回写赵泽长因白天连到府、县城隍庙烧拜，劳累过度，“回到家里，一头睡到，满嘴里乱喊”，赵奶奶打发人讯问算命先生周瞎子，回话说:
病者主于东南得之，是土地家亲作祟，所以头疼沉重，乍寒乍热，饮食无味。鬼在西南器物上坐着，须用白钱七十张，向东南三十步外送去。
案：小说中赵泽长起病于二十九日，查《玉匣记》：
二十九日病者，东南上得之，土地使家亲鬼作病，头疼，乍寒乍热，饮食无味，鬼在西南器物上作，用白钱七张，东南三十步送之，即安。
小说除将纸钱张数翻了十倍外，几乎与《玉匣记》全同。又第 7 回周瞎子骗局败露，赵泽生激愤而死，周瞎子借口脱身道，“你们快扶起来,掐住人中叫叫，我赶紧回去查查书就来。”则周瞎子所查之书，当亦为《玉匣记》。
上引几部小说都未言及“张天师祛病符法”中的符篆画法及用法，这是因为符篆的绘制和使用，不唯具有神秘性，且具有专业性，不是普通民众临时可以操作的，须有道士等专门人士操作。《施公案》第 169 回写施公假扮道士，借净宅之名，入朱氏宅内查访，书中写到施公“打开了一本《玉匣记》看着，用白芨研了一研，提起笔来，照书上样式，画了几道符”，正可说明这一点。
从几部小说所反映的情况看，《玉匣记》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的确常被用以祛祟镇怪，普通民众则主要使用其“张天师祛病符法”一章，是将其当作“民间急救方”使用的。
三、《玉匣记》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明清小说中对古人检看通书的描写，大多只是对当时日常生活行为的客观反映，大都不是重要情节：它们既不是当下情节的焦点，对之后情节的发展也没有推动作用，如果删去对叙事进程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有《玉匣记》出现的情节，却往往是比较重要的情节。如上引《瞎骗奇闻》中的情节，就不是可有可无者，它不仅再现了当时这一民俗事象的存在，也承当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一一正是周瞎子照着《玉匣记》上的说辞，歪打正着治好了赵泽长的急症，使得赵氏夫妇“更加格外相信周先生”，与其“格外知己得了不得”，以后家中凡大事小情皆受其蛊惑，终致家败人亡。
在这方面表现更突出的是《醒世姻缘传》与《红楼梦》。我们发现，与《瞎骗奇闻》不同，两书引用《玉匣记》时，并不忠实本文，而是有极大出人起病日期、神祟名目、送祟方法多对不上，甚至找不到。《醒世姻缘传》中称送初一日家亲鬼作祟法为“至诚悔过、祷告”，而《玉匣记》中的送祟法统一为烧献纸钱和吞食、张贴符箓，并无“悔过、祷告”一说；而《红楼梦》中言送二十八日花神者为烧献五色纸钱，但《玉匣记》中致病者多为鬼祟神祗亦多是土地神、山神、金神，并无花神，使用的皆是黄、白纸钱，且民间日用烧献的也极少见五色纸钱。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说小说既非账簿，又非实录，不必拘泥于文字与现实文本全同，但笔者以为，这些是由作者精心“杜撰”而来的，目的就在于使其更好地发挥叙事功能。换言之，这些差异并非小说作者无意造成的，而是其基于艺术构思的考虑，将生活细节植人作品时有意为之。
《醒世姻缘传》之所以改烧献法为悔过、祷告，是为下文的两次“祷告”做铺垫：一是晁丰山媳妇代珍哥祷告，作者不吝笔墨，专为这位“平素原是能言快语的老婆”写了一段独白，给这位在之后情节转捩liè中亦起着重要作用的小人物一次精彩亮相；二是珍哥病愈后亲至家堂祷告，不料又撞鬼，失魂落魄，出尽洋相。如此处理之后，整个事件因而变得有埋伏、有照应、有波折，富于戏剧性，若是按符法”原文，纸钱烧化了事，就要失却这许多妙处。同时，作者强调“至诚悔过”也是讽刺晃源、珍哥最终未能至诚悔过，罪惫难消，狐仙、计氏怨愤难平，转人下世，因而生成“两世姻缘”。
而《红楼梦》中对《玉匣记》文本的处理，首先暗示了贾宝玉前身及其在大观园中之地位。案：大观园中居东南方向者恰为怡红院，院主人贾宝玉前身系太虚幻境中“神英侍者”，正可为“花神”同时，“花神”也是曹雪声的一种创造，它比上地神山神、金神灯更符合《红楼梦》的审美意蕴；而作者改黄白纸钱为五色纸钱，也是为了配合“花神”的身份特征以及大观园的气氛情韵。不仅如此，正是这部“祟书”将刘姥姥这位“芥豆之微”的小人物与“金陵十二钗正册”中两位主人公王熙凤和巧姐的命运联系起来。本来，在此之前，王熙凤对刘姥姥的关照，更多的只是出于对贾母与王夫人的迎合奉承，但在刘姥姥提醒查《玉匣记》送祟见效后，王熙凤对其认识有所改变：因“大姐儿时常肯病”，家中上下却总不知其缘故，刘姥姥到底是积古经久的老人，一招见效，遂萌生请其为大姐儿取名的念头。故可以说，“巧姐儿”之得名，实肇自《玉匣记》之起效。从此，荣国府中这座粉油大影壁后、半大门里小小院落中的两个女性，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王家人，结起了较府中其他人更深的瓜葛，巧姐最终沦为乡妇的命运也进一步得到暗示。
综上所述，《玉匣记》是明清小说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部通书，这客观上反映了其在明清时期传播的实际情况。而作为个案，小说中所描写明清人查阅、使用《玉匣记》的情节，一方面反映了通书在明清人从事“择日”与“祛祟”等民俗事象时所起的指南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功能；另一方面，一些小说家在把这种民俗事象引人作品时，又将其与自己的艺术构思相联系，使之承担起一定的叙事功能，体现了作者的独特匠心。
本文原文来自《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