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国民党"猪队友们"做了什么？"神助攻"袁世凯碾压革命党
二次革命：国民党"猪队友们"做了什么？"神助攻"袁世凯碾压革命党
1913年7月，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反袁世凯运动，史称"二次革命"。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较量，最终以革命党人的失败告终。本文将详细描述这场历史事件的始末。
进步党的成立
北京"三巨头"会见时，黄兴曾经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极其委婉地谢绝了："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
事实上，此时的袁世凯却已经在为组织一个可以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政党而积极地策划着。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1913年5月29日，原统一共和党、民主党暨统一党三党正式宣布合并，成立进步党。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任理事，并在宋案和借款问题上公开声明支持袁世凯。
由三党合并后成立的进步党，在议院中占有233个席位。相形之下，国民党人却因对袁策略的分歧正日益走向分化。当时国民党在议会两院中共有392席。
就这样，在进步党的成立之后，袁世凯终于获得了一支可以在国会中和国民党人分庭抗礼的御用势力。
国民党人的临阵倒戈
6月中旬，黎元洪如约敞开湖北大门；李纯的第六师也依计划迅速地逼进了武胜关，一步步地移向长江中游的田家镇，矛头直指九江。为了配合北洋方面的行动，黎元洪于6月底捣毁了国民党在汉口的机关部，搜查了汉口《民国日报》社，并在各地大肆搜捕查缉革命党人。数日之内，湖北革命党人被捕杀300余人。奉命前往湖北运动军队的宁调元、熊樾山等人亦遭捕杀，汉口的革命党人因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在国民党人中所引起的反应是不同的。
当武力讨袁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时候，妥协和退却的倾向也在不断地增长与发展。
从6月中旬开始，被开革的三位国民党地方都督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向北洋政府表示了"服从"。6月10日，李烈钧在密电询问了湘、皖、粤、闽诸省谭延闿、柏文蔚、胡汉民、孙道仁等人的意见后"决定下野"，并有（蒸）电报告袁政府，其已决定"遵令免官"，并且通电将已调动的军队撤回原驻地点。
此后李自称，他"已准备款项，拟带一群英俊少年，分赴东西洋留学"。6月16日，当胡汉民接到让其开去广东都督，接任西藏宣抚使的命令后，即发出通电，表示了对北洋政府的绝对服从，承诺道："即于日内交代清楚，一俟部电指授，即行就道。"另一都督柏文蔚也在其陕甘筹边使的任命下达之前向北洋政府提交了辞呈。
如前所述，李、胡、柏三督是当时国民党的地方势力中最具影响的力量，他们对于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妥协迁就倾向在国民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同时期另两位国民党实力人物陈其美、黄兴均认为："据数里之地以抗敌，犹执卵投石。"
在很大程度上已对这场军事斗争的最后胜利失去了信心。
国民党人的软弱和妥协不但没有使当时日趋激化的南北矛盾降温。恰恰相反，这种示弱于人的做法愈是加强了袁世凯继续进兵和彻底消灭国民党人的决心。因为撤换三督并不是袁世凯的最终目的。
自善后大借款成立后的种种布置均表明，袁世凯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灭长江以南的国民党军队和一切国民党的势力。这个军事计划甚至还包括将北洋系的力量发展到所有目前北洋势力尚未达到和控制的范围，进而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军事统一。
李烈钧湖口独立
在6月16日的一封以答复张謇的名义发出的公开电中，袁世凯再次攻击孙、黄等人在革命后"佯谋下台，实则猛进"。
并扬言："既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
显然，袁世凯在这里的"心之所安"便是要彻底消灭孙、黄国民党势力。
这种政治上的声讨是和军事上的进逼同时进行的。7月上旬，正值相当一些国民党人仍对于通过中间调停止息南北争端心存侥幸时，北洋第六师李纯部已奉命进逼九江，直接威胁国民党赣军驻湖口、九江各部。
国民党人已经失去了最后的退路。在宋案发生3个月之后，孙中山于7月上旬召开的上海国民党首脑会议上，国民党人才最后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由江西首先起义。此前一直对武力讨袁持反对态度的黄兴至此经孙中山等人"多方敦促，不得已，出为牺性，以全党谊"。黄氏被迫抵南京逼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孙中山并敦促留在南京的柏文蔚接受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的委任状。
革命党人始终也没能设立组织统一作战的指挥中心和制定一套可行的作战计划与方案，对军队的调遣与动员，对将士的训练与补充以及粮秣弹药的供应与保障等有关战争的重大问题也均未研究解决，仓促上阵，打无准备之仗，无法取胜。
上海会议后，1913年7月1日，流亡上海的李烈钧潜返江西。
是时北军已经向驻守德安的赣军林虎部发起了挑衅性的攻击。李烈钧见战事已起，万不可免，遂召集旧九、十两团，及辎重工程两营，于12日占领湖口炮台，通电中外，宣布湖口独立讨袁。
其时江西方面以混成团长林虎为九江前敌总指挥，方声涛为副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第二师师长刘世钧、赣南第四旅旅长蔡森均电告备战。李烈钧在起义前曾电请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予以配合行动，但陈却复电声称："本师仍持稳健主义。"
完全拒绝。李烈钧遂自任讨袁军总司令，并以此名义发布了讨袁檄文，文称：
民国肇建以来，凡我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奥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有限，任心腹爪牙把持。近复盛署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吾民之重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事实上，在李烈钧通电之前一日，北军第六师李纯部已经兵入沙河镇，南北两军正式兵戎相见。"二次革命"爆发—这一年为农历癸丑年，因战事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两地，故此次战事亦称为"癸丑赣宁之役"。
开战的"借口"
湖口独立，点燃了全国一片反袁烈火，也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几省引起了连锁反应。7月15日，湖口独立的第三天，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就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南京独立的同日，松江军界密议响应，组织讨袁军，以钮永键为总司令；7月18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宣布讨袁；同一日，广东新任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力斥袁世凯违背共和主张，宣言与袁政府脱离关系"；7月1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通电独立；7月25日，湖南都督谭延闯通电宣布"与袁世凯断绝关系"，二次革命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声势。
对于早已决心以武力解决南北争端，并在军事实力占了绝对上风的北洋政府方面来说，南方国民党各省的相继独立，恰恰是他们所需要的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借口。在北方看来北洋政府既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控制着北方地区；而南方亦有鄂、滇、黔、桂等省都督之输诚，正是统一全国、巩固政权的大好时机。
故在湖口、南京相继独立后，早已盘马弯弓等待已久的北洋军立即按原计划分三路南下：
一路以北洋第一师师长段芝贵、二师师长王占元、六师师长李纯沿京汉路南下，指挥湖北、江西战线；一路以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沿津浦线南下，直扑南京；上海方面，以海军中将郑汝成承担；另一路以倪嗣冲为总指挥，由汴梁、周家口经颍州、正阳关等方面进攻安庆。
南方国民党人的相继通电独立在政治上对于北洋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但却根本无法扭转革命党人因力量薄弱、组织仓促、缺乏群众支持、分崩离析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江西的发难，使革命军在沪、宁一带的形势立即陷于手忙脚乱之中。
军事实力上的绝对劣势也使得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军事策划者黄兴在部署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踌躇和迟疑，以至有人公开地指责他受到了北洋方面的贿赂。
7月14日，湖口独立后的两天，黄兴匆匆地赶赴南京，策划独立。在其运动下，驻守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终于宣布起义。为了促使各部联合讨袁，黄兴下令捕杀了长江要塞司令吴绍遴及其身边的一些拥袁分子，江苏都督程德全经黄兴等人的"长跪恳请"，被迫亦宣布独立。
随即，按照南京方面的现有兵力，黄兴作出了临时性的部署：原驻江北的冷遹的第三师，加上第八师的一部，编成一个混成团，共同配合，兵出徐州，在津浦线上抵御南下的冯国璋；章梓和洪承点部部署在淮扬一带，防守长江要塞，并筑寨临淮，阻止张勋。
按照孙、黄最初的策划，7月16日南京独立后，上海将立即宣布独立策应，并予南京以财力、物力上的支持。
据此，7月18日，在孙中山的指挥下，驻上海沪军(7500人)都督陈其美宣布独立。他认为兵工厂是军队的命脉，并希望通过"磋商"和平接收江南制造局，但遭袁军所拒，即决定对北军控制下的江南制造局发动猛攻。
金钱的运动对于战局的逆转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江西发难时，陈其美已与上海的海、陆军取得联络。但随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衔袁世凯之命至沪后，即以重金收买了上海的海、陆军。
因此，至陈其美按照预期在上海发动独立后，上海的海、陆两军却互相观望，无一助阵。
制造局之役在相持数日后，陈其美所率松、镇各军终因独立无援而未能得手。其时，北军援沪军队已经陆续入沪，海军正式揭旗助袁。至此，上海讨袁军的败局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袁世凯的分化利诱
在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帝国主义紧紧地站到了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一边。不但帝国主义的借款对于袁世凯在这场战争中的获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且，帝国主义者们还策划了各种方式配合袁世凯的军事行动：
在袁世凯的运动下，列强在华的外交团指使上海工部局，向革命党的领袖们发出了通牒，取消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在租界的居留权。7月24日经上海工部局议定被逐出上海的革命党人计有黄兴、孙文等8人。
7月15日，江西讨袁军一部约300人退至牯岭，即发生了被洋人明目张胆的悉数缴械的事件："山中避暑之外国人，着其将枪械缴出令去，山中外人即用此枪械组织卫队，守护山中避暑处云。"
7月25日列强驻沪领事团与工部局董会议发出的一封通告称：
"或在本界，或与本界毗连各乡，不准作为行军根据，及阴谋策划中点之用。"
帝国主义的干涉使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革命党人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以这些地区作为据点向革命党人进攻的北洋军却得到了列强的高度谅解。
上海独立的失败，使南京方面的讨袁军失去了唯一可以依赖的后援。而"二次革命"形势的日趋恶化，也使那些本来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才宣布了独立的地方都督们对于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于是，在袁世凯的分化和瓦解下，南方革命党人阵营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江苏都督程德全先通电指责黄兴"跪泣哀求"他宣布独立；继声明南京独立是黄兴窃取他的名义搞的；并公然要求黄兴"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
南京独立不久，原江苏都督程德全便接到了袁世凯自北京发来的密电，内称：
中国自民军起义，推翻清室，国民所争者，不过民生、民族、民权，现在均在幼稚襁褓之际。兼以蒙氛未请，万事棘手，若互相分割，是自陷沦亡。李烈钧年少气粗，脑筋简单，甘为祸首，挑起南北恶感，将来定无面目能见家乡父老。诸君深明大义，勿为其所愚，而自陷于民污云。
袁世凯的这个诱降电，显然对于促使程德全的倒戈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该电发出的两日后，上海方面援助南京军饷的运钞车到了南京。经检查，全是因接济民军而倒闭的上海信成银行的钞票，这在当时已经无异于废纸。
这时的程德全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下台的理由："诸君讨袁，我完全同意。不过，把废票充军饷，军官和士兵拿了枪械向民间购物，这样害民的事，我绝不做。即使出兵，也不能打胜仗。"
于是，"程乃偕民政长应德闳托故离宁，设办事处于上海，并欲饬南京取消独立"。在程德全的带头下，南京其他的原行政官员纷纷潜逃，"都督自民政长以下，大半赴沪"。
黄兴抵宁后，通过省议会联合会推举晚清旧官僚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并规定："凡独立省份都督及讨袁车总司令，律归其节制。"但被岑拒绝。
江苏在"二次革命"已经独立的各省中，具有特别的地位和号召力，程德全的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和反戈一击以及岑不肯就职，不但使南京战时的行政陷入了瘫痪状态，而且也在其它的独立各省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7月下旬，程德全公开地向袁世凯输诚，并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声明南京独立，确系黄兴和陈之骥所为，与他本人并无关系。他甚至已经在上海召集旧部，重新成立了行政公署，公开地与南京的独立政权唱起了对台戏，给孙、黄在政治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被动局面。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