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苦少年到“数学皇帝”，丘成桐如何实现逆袭人生？
从清苦少年到“数学皇帝”，丘成桐如何实现逆袭人生？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近日参观了自己在汕头的出生地，感慨万千。他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从一个在战乱中成长的清苦少年，到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皇帝”，丘成桐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逆袭人生。
丘成桐的父亲成长于粤东蕉岭的农村，在祖父去世后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到厦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随后东渡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正值日寇侵华，父亲奔走广东、福建、江西3省30多个地方，奋力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他帮助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地区散发救济物品。作为一位清廉自持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不为富贵所屈。
丘成桐在香港新界元朗的农村长大，父亲在几所大专院校任教，其中一间叫崇基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父亲研究中国哲学，要从基础上认识中国文化。为了彻底了解中国儒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西方哲学及印度佛学，和中国哲学比较，希望能揭橥中国文化的精髓。
丘成桐13岁时得到父亲的鼓励，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父亲对他标示从哲学高台看众学的重要观点，海纳百川，而又要脚踏实地、虚怀若谷，以成就不朽之业。为学需要标心于万古之上，送怀于千载之下。这样的胸怀，对丘成桐一辈子的行事为人，影响甚深。
然而好景不长，次年父亲去世。对年幼的丘成桐可谓晴天霹雳！一家人顿失支撑，家无居留之所，食无隔夜之粮，前途茫茫，情何以堪？幸赖母亲坚持，学业得以继续！
母亲在全家极度困难的时候，还坚持让丘成桐上进，让他有机会去追寻父亲向往的不朽之业。直至今天，丘成桐还记得她慈祥却是坚定的目光。
10岁时，父亲教丘成桐古文，第一篇是《礼记·檀弓下》的《嗟来之食》，第二篇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以后他才知道父亲在教他做人的道理。第一篇告诉他做人的尊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二篇描述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研求之乐，使他一生受用不尽。
父亲写他的《西洋哲学史》，在引言中引用《文心雕龙·诸子》：“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
在学问上能够做出不朽的工作，这个宏愿一直激励着丘成桐。
丘成桐带领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同学们游学了解中国历史
人生的经历，不可能都是顺境，科研也如此。没有经过逆境而得到的成果，一般来说，深度总会不够。丘成桐第一次读《红楼梦》时11岁，入世不深，对书中这些男女的行为甚为不解。父亲又要求他背诵其中的诗词，初时觉得辛苦。但是在父亲去世后，他心情相当波动，也开始了解人情冷暖，家庭经济极度困难，能否继续读书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家庭经济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外，他丧失了精神上的支柱！以前父亲告诉他做人的道理，做学问的方向，他一直跟随父亲的步伐，深信不疑。但是父亲不在了，他必须自己做决断。在极度哀伤的心情下，他决定继承父亲的遗志，这辈子必须要做出一番不朽的事业，因此必须继续他的学业。
为了能够按时交学费，丘成桐必须忍受别人的歧视，必须承接别人的白眼。在这个时候，他终于体会到孟子说的：“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他在念高一那一年，对历史特别感兴趣，阅读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开始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也培养了他的家国情怀。在书中的最后一页，吕先生引用了梁启超翻译的英国拜伦的诗篇，是拜伦在希腊看到波斯古墓而吟咏的作品，中间有句说，“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这首诗一直在鼓励他向上。
他决定要在学问上出人头地，当时实在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他可以望尽天涯路，但是他必须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替学生补习数学，争取给家庭一点补助。他走遍了香港岛、九龙各地区，上门教授学生，他的第一个学生只低他一年级。收入也很微薄，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去做。有时要走相当长的山路。为了争取时间读书，一路上拿着书本看，有时候也思考数学的问题。
当时他读遍了能找到的数学书籍，有些书籍是从吃饭钱省下来到旧书档买的。这些书并不连贯，要看运气，都是从内地运出来的，有些是中学用书，有些则是大学用书。这样子念着，虽然不求甚解，但努力用功，还是有不少裨益。
当时没有图书馆，他常跑到市区中的书店，站在书架前看书，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书店老板居然没有阻止他，大概是认为他好学不倦吧。
需要说的是，他看的书不是准备高考的书，任何有意义的书他都会阅读。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会带着一本书，一有空就拿出来看。
尽管他在中学名列前茅，但没有得过任何奖项，他不在乎。他始终没有忘记人生的目标是成就不朽的学问。他也清楚，如果他长期在当时的香港，顶多做个井底之蛙，香港的老师们，不可能带领他望尽天涯路。到了大学的时候，他数学的水平已经远超同侪，但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这个不是他的目标。
念大学时，他常到图书馆借书看，但是那里书并不多，也不知道主流学问的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幸好得到一位年轻老师的赏识，推荐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终师从陈省身先生。这可以说是他做学问最大的转折点！
1969年9月1日，丘成桐怀揣着从朋友借来的100美元辗转飞往旧金山，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飞机。陈先生的名字他早有所闻。父亲去世那年，《明报月刊》转载了一篇文章，是陈先生的简要自传，叫作《学算四十年》。看了文章，他才知道中国有数学家在海外出人头地，甚至还有如陈先生这样完成不朽之业的大师，这使他茅塞顿开，有大丈夫当如是的感觉。现在在他做学问的地方念书，教授中又不乏大师，他的精神至为振奋！
他在伯克利的第一年，陈先生到外地休假去了，但是围绕在他旁边的都是良师益友。老师有非线性微分方程大师查尔斯·莫里（Charles Morrey）、拓扑学大师埃德温·斯帕尼尔（Edwin Spanier）；年轻教授有布莱恩·劳森（Blaine Lawson）、凯伦·乌伦贝克（Karen Uhlenbeck）、多里安·戈德菲尔德（Dorian Goldfeld）、鲁弗斯·鲍恩（Rufus Bowen）、伍鸿熙；同学则有比尔·瑟斯顿（Bill Thurston）、比尔·米克斯（Bill Meeks）、约翰·米尔森（John Millson）、郑绍远等，真可谓一时之盛！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在当年冬假20岁时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比较有意思的论文，这篇论文在他21岁那年夏天发表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上。
1983年，丘成桐于波兰获颁菲尔兹奖。
卡拉比-丘流形动态图
陈先生刚好休假回来，见到他的时候，一脸笑容，大概是高兴没有押错宝吧。毕竟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没有毕业，由他力挺，进入了伯克利的研究院，虽然他是大教授，难度也还是不小的。他回到伯克利后，丘成桐请求他当自己的博士指导老师。
他对他期望很高，一开始就要他解决黎曼猜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陈先生是很宽容的导师，大概见他没有继续和他讨论这问题，就放弃了要他朝着这个方向走。过了两个月后，他要求丘成桐在他的几何讨论班演讲，介绍他刚到伯克利时做的文章。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几何讨论班，能够在讨论班上做演讲是个荣誉。
当天来了50多位听众，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中有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教授，他是陈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生，是丘成桐演讲题目的专家，看来他很满意丘成桐的工作。过了两天，陈先生叫他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可以毕业了，着实让他吓了一跳。
他自问学问还是不够扎实，还需要学习，但又考虑到香港家人经济不好，早一点毕业，可以让母亲和兄弟姊妹生活舒适些，所以听从了陈先生的建议。
他师从陈先生，学习了复几何的陈氏特征类，对他的学问有裨益。陈先生60岁那年，在他行将毕业时，送了一本他写的书给他，书名叫《不具位势原理的复流形》（Complex Manifolds without Potential Theory）。他在书中亲题赠言，说：“余生六十矣，薪传有人，愿共勉之。”
这几句话使他受宠若惊。30年后，他写了一副对联给陈先生，中间有句叙述此事：“留书赠言，墨迹犹在，相期未负平生。”
陈省身在赠与丘成桐的书中扉页写道：“余生六十矣，薪传有人，愿共勉之。”
丘成桐父亲早逝，陈先生无论在学问还是在事业发展上的教导，都继续了他父亲的遗训，影响了他一辈子。但是，正如他少年时没有全部听从父亲的教导一样，他喜欢探索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院一年级时，他师事莫里先生。受他启发，他决定要以新的观点来研究几何学，利用非线性微分方程去构造几何结构，也通过几何的观念来研究非线性方程。以后郑绍远、孙理察（Richard Schoen）、凯伦·乌伦贝克、莱昂·西蒙（Leon Simon）、克利福·陶布斯（Clifford Taubes）、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李伟光（Peter Li）等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共同努力，解决了一大批重要的问题。
他们创立的这个学科被称为几何分析（Geometric Analysis），直到如今，它还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这个分支的开花结果，得到的成就，可以说无愧于先人，可以传诸后世矣！
丘成桐与求真书院的同学们在一起
几十年来，丘成桐希望这些科研工作也能够在祖国落地生根。在他名下毕业的博士生已经超过70名，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学者，他们不少已经回到中国，在各院校发热发光。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他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求真书院，期望在未来10年，能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数学领军人才，使中国基础科学得以自强于世界，不负国人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