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 冯天瑜谈传统中国的海洋观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 冯天瑜谈传统中国的海洋观
传统中国的海洋观与西方海洋文明有着显著差异。中国人自古重视陆上交通，而对海洋交通的关注相对较少。这种重陆轻海的倾向，不仅体现在交通发展上，还表现在祭祀传统、文学艺术表现、哲学思想以及历史实践中。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传统中国海洋观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陆上交通与海洋交通的差异
中国人自古即注意发展交通事业，但侧重点在陆上而并非海上。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便是对周代陆路交通的赞誉。《左传》载，晋文公修整道路，宾至如归，是他成为盟主的一大因素。单襄公到陈国（今河南淮阳），看到道路废塞，便断定陈国将灭。这都是古人重视陆上交通的明证。至于海洋交通，却未能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待。
中国并非内陆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古代也不乏向海洋谋求民生利益的卓越人物，但他们主要着眼于鱼盐之利，而较少侧重航运的展开。如周初姜尚受封于地瘠民贫的营丘滨海处，“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春秋时，管仲向齐桓公进“官山海”之策，力主官营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以达富国利民的目的。在姜尚、管仲利用海洋的谋略中，少有发展海运的内容。
海洋在中国人观念世界的地位
从海洋在中国人观念世界所处的地位，也表现出大陆—海岸民族的性格。例如，在被中国人视作“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中，名山所获得的贡奉远多于大海，泰山尤其被历代帝王所封禅、拜祭，而海洋却较少受此惠顾。当然，中国人也并未忘记祭水，但河川置于海洋之前，“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这种重陆轻海、先河后海的倾向，很早就熔铸进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文化心态，在文学、艺术、哲学中，都有所表现。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此类名诗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大陆—海岸民族所特有的视野和壮阔襟怀，与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对蔚蓝色的爱奥尼亚海和克里特岛的陡峭岩岸的反复歌咏，格调大异。
中国古代诗文也有议及海洋的，但多以为海洋深不可测，阔无边际。“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显然以海际为天边。至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说，讲到商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功业显赫，使海外威服，但这里的“海外”仅限于渤海等近海的边沿地带（如山东半岛）。中国文学的先导之作《诗经》与《楚辞》除有“宗于海”、“指两海以为期”这类偶尔旁及海洋的文字外，并无以海洋、航海为主题的篇章。
先秦诸子的海洋观
先秦诸子也较少论海。孔子、孟子都生活在滨海的邹鲁地区，但他们都没有冒险远航的经历（其他先秦诸子也无远航经历），却长年乘车奔走游说于黄河中下游的列国之间。他们偶尔也提到过海洋，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把海洋作为政治失意后避世的处所。孟子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把海洋作为因其深广而叹为观止的对象。总之，孔孟论海，都有虚拟和借喻的意味，而少见海洋知识的具体记述。孔子还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在孔子的知识体系里，“仁”一向高于“智”，他把安定的山置于易动的水之上。这正显示了一个“大陆—海岸型”思想家追求稳定的风格，与有着丰富航海经历和海外知识的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秦汉以后的海洋观
秦汉以后，文人描写、议论海洋的不在少数，《海赋》《览海赋》《沧海赋》一类诗义大都把海洋想象为吐星出日、神隐怪匿的世界，这显然是站在大陆岸边向“茫茫沧海”突发奇想，较少有入海弄潮儿的经验谈。如在东汉史学大家班固（32—92）的笔下，海洋里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等，其上呈现这样一番仙景：
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谬以为阔，次玉石而为房，萁芝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堂。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厢。
从战国以至秦汉，列国诸侯，如齐威王（?—前320），齐宣王（?—前301），燕昭王（?—前279）；帝国皇帝，如秦始皇（前259—前210），汉武帝（前156—前87），都把大海视作神秘之域，以为那里有仙人栖息，有不死药藏于其间，永生的侈心促使那些帝王三番五次派人出海寻觅，最著名的一次是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东去，据说徐福到达东瀛扶桑，但不死药自然无法获得，结局也只能是“终不见归”。
班固的海洋观显然与威宣燕昭、秦皇汉武们的幻想一脉相承，神异有余而理性不足。
以后，李白（701—762）等诗人对大海的吟咏，也不出“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之类，视大海为神秘莫测之乡。
唐宋以降，随着航海业的拓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中国人的海洋知识趋于具体化。元代宋无曾随元军舰队远征日本，他目睹“碧汉迢遥，一似桴槎于天上”的壮美海景，体验到“银涛汹涌，几番战栗于船中”的航行滋味，其长篇组诗《鲸背吟》将“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舰所见，各成诗一首”，是海洋知识的汇集。至于明代郑和随行人员的著作，有更丰富的航海实践作基础，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1388—？）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包含大量对海洋的实际考察内容，非《览海赋》一类文字所可比拟。然而，中国人作为一个“大陆—海岸型”民族，重陆轻海的倾向并未因郑和下西洋等远航壮举所改变，中国人的海洋观和海洋知识，以及整个海洋事业也未获得大规模展开的动力。黑格尔洞察到这一症结，他在《历史哲学》中论述海洋文明的重要性之后指出：
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以大海为界——就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得见，我们惯常所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大陆型”性格，与具有“海洋型”性格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大相径庭，并非单从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着眼，而是从自然—人文相综合的文化学视角出发，综合考察海洋与大陆在某一民族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分别发挥怎样的历史作用，分别对某一民族的经济生活和观念世界产生过何种性质、何等强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