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六部制在古代的发展与改革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影响
三省六部制在古代的发展与改革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影响
三省六部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王权集中制下权力划分的基本行政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及工部，这一制度的雏形形成于三国时期，在经历了西汉、魏晋南北朝、隋代的丰富和完善，直至唐朝， 三省六部制发展到顶峰，并沿袭至封建的最后一个王朝，其蕴含的思想机制对现代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建立仍有启发性，值得深入学习和借鉴。
一、三省六部制最初的目的
实际上，三省六部制产生的初衷是皇帝为了更好地提高行政效率，并试图有效节制相权。在原来是三公体制之下，宰相的权力很大，皇权和相权之间发生冲突。比如在汉武帝时期，田蚡当宰相，此人揽起权来当仁不让，不停地安插亲信。汉武帝最后火了，质问他 ：“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到了隋唐时期，相权日益膨胀，比如隋代的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揽百揆”。
隋文帝设立三省， 使其互相牵制，这实际上就是将宰相的权力进行了分散，将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分离。三省为中书、门下、尚书；六部为礼部、吏部、工部、兵部、户部、刑部。中书掌管拟旨，门下负责审核，尚书主管执行， 并辖六部，即“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门下省和内史省是发出政令的，是最高决策机构 ； 而尚书省则是最高行政机构。六部则相当于各个具体负责执行机构。三省之间互相配合，共同构成了国家最主要的政务部门。
《资治通鉴 · 唐纪》中记录了三省六部制改革的一些思路。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谈话中曾对皇门侍郎王珪说 ：“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
可见， 皇帝最初就是希望将中书、门下作为决策层，作为政策研究部门，有拟稿的、有修正的，这样可以很好地把自己的意图传达下去，避免决策失误。贞观三年，唐太宗又督责中书令房玄龄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 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要求中书门下省要在政策的制定审核上负起责任， 把好关。
殊不知，这样的话，尚书省的地位不知不觉又凸现出来了。唐太宗曾将自己的内兄长孙无忌从吏部尚书升为尚书省右仆射，后来又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尚书省作为执行部门，有着非常大的权力， 皇帝有大事还是倚重尚书省。“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二、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与后续的发展
东汉末年至隋代建立的这段时间，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时期进 行研究，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三百多年的 动乱，汉代建立的封建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589 年，隋代建立，结束了国家动乱割据局面，朝廷开始着手对混乱不 堪的政府机构进行整顿，建立了新的政府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就 称为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是中央的最高辅政机构。三省中尚书省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在汉代称为尚书台，是由西汉早期皇帝设置的秘书处“六尚”中的尚书演变而来的。
在西汉时期，朝廷大权分为皇室和政府，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宰相是政府的首长，皇帝下设秘书处“六尚”来管理皇帝事务“，六尚”分别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从这六个职官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皇帝私人饮食起居的生活事项，只有尚书是管理文书的，即尚书在西汉相当于皇帝的个人秘书。
到了东汉时期，西汉确定的三公九卿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汉的三公为丞相、太尉、 御史大夫，其中丞相是政府首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而到了东汉为了削减丞相的权力，皇帝的权力向朝廷外扩，而丞相和御史大夫的权力则逐渐缩小，变丞相为大司徒，大司徒不再作为政府首长，而是朝廷以外的事务长官，朝廷内部事务不再管理；变太尉为大司马，主管军事和外戚，控制国家的军事和重要权力；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御史大夫原来作为主管司法和朝廷内外的监察机构，而东汉的改革后大司空主管司法和朝廷外的监察。
可见东汉的三公已经是职能主管朝廷外部事务的官员，朝廷内部事务由皇帝一人掌握，这样皇帝的秘书处的职权就逐渐扩大，在“六尚”中“尚书”的作用最大，也最适合协助皇帝管理朝廷事务，这样尚书逐渐从六尚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尚书台，此时的尚书台官品较低，但是职权很大。东汉光武帝刘秀设置了尚书台，尚书台下设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等六曹尚书， 为六部前身。
西晋时期，尚书台改名为尚书省，其权力进一步变化，下设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东汉末期的三国时代，其形成的目的在于对尚书权力的分割与限制。三国时期，曹操自任丞相，进一步强化尚书省的权力，统领诸曹，管理国家重要事务。到了曹丕主政时期，曹丕认为尚书省下属诸曹权力过大，就在秘书省的基础上设置的中书省。
秘书省本是曹操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设置的专门代为处理朝廷公文的特殊机构，经过曹丕的改制后秘书省改为中书省，名称发生变化的同时职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中书省的主要职能不仅仅是处理公文，同时还有拟定政府公文，发布政府命令的权力（即起草和发布诏令），掌管着中央的机要。
曹丕设置中书省时，设置了中书监和中书令各一人，分别作为中书省的正副长官。门下省作为正式的建制，出现于晋代，但当时只是作为普通的政务管理机构， 到了南北朝时期，侍中、散骑常侍的权力逐渐扩大，对重要的政治参与影响。
隋代建立后，继承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设置，将尚书省作 为管理政务的最高机构，其下设礼部、吏部、户部、刑部、兵部和工部 六部。与此同时，隋代还保留了曹魏以来的中书省，以及南北朝延续 下来的门下省，这两省与尚书省一并构成“三省”，作为中央最高的 行政机构。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内史令，门下省的最高行政 长官称为纳言，尚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尚书令，内史令、纳言和 尚书令在级别上相当，均为最高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达到了分权的 目的。
在职能分配上，隋代的三省共同掌握政府最高权力，他们三个 机构的功能之和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宰相（西汉时宰相是中央政府最 高长官，掌握着最高行政权以及监察权）的权力。
三、三省六部制在唐朝实行的改革
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此外，尚书省有六部的庞大机构， 体制下的官员唯其马首是瞻，决策层面的事情，他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他们只是去遵循尚书省下达的命令。这样，客观上就造成了尚书省权力膨胀， 形成利益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下，仍然可以独断专行。这就是理论研究者、决策者与执行者三者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所以，在实际情况中，“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上不能决也。”
《资治通鉴 · 唐纪》中记录了三省六部制改革的一些思路。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谈话中曾对皇门侍郎王珪说 ：“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
为此，唐太宗又在门下省设政事堂，相当于最高国务会议，“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后又迁至中书省，“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除三省长官外，其他较低的官员也可参加机务，只要在他的原有官衔下，加上一个“参 议朝政”、“平章政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之类的名号，便有资格参加政事 堂会议。“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与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相参议朝政”、“瑀、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
四、后人对三省六部制的评价
皇帝的意图是通过集体会议的形势审慎稳重地解决三省之间的争执。渐渐地，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与朝政，但他们没有宰相的名号。因之，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 职务慢慢变成了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 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诸宰相侍宴”，可见宰相的职数是非常多的。这样的缺点 也很明显，后人批评说，“唐世宰相，名称尤为不 正”。唐代除了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等原三省长官外，后来尚书仆射、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等，“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这样往往造成“有宰相之 职，而无宰相之权；有宰相之权，未必有宰相之责” 的流弊。
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 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主要有 “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及至中唐以后， 乃导致宦官擅政、牛李党争等弊政。对此，司马光深有体会，他说 ：“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 得过四品。明皇始随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这是宋人对唐代体制的深刻反思。
从今人视角来看，三省六部制是皇权集中制的一种产物。皇帝苦于宰相权力的膨胀，意图消减相权，设置三省互相牵制，又使皇帝的命令也能够得到科学的论证，从而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省六部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制度， 可以有效促进行政理性化，符合行政管理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力特别旺盛。但是，另一方面，过分的消弱相权又使得中央权力机构非常芜杂，建制混乱，丞相名存实亡。由于多个职务行使相权，导致了政令混乱、不畅通，甚至助推出现宦官专权之恶果。皇权对相权变本加厉的压制让皇权占据了上风， 权力体制又回到了原点，形成积重难返之势。
结语：
三省六部制的发展及变化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反映了政治集团内部的斗争结果，是我国皇权高度集中的重要表现。唐代对三省六部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更加明确其职能分工，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一度成为我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为后世所沿袭。反观三省六部制，采取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体制， 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相对制约又相对协调， 取得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