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前未解悬案现转机，DNA证据或将揭开“开膛手杰克”真面目
130年前未解悬案现转机，DNA证据或将揭开“开膛手杰克”真面目
130年前震惊英伦的“开膛手杰克”连环杀人案，近日迎来重大转机。研究人员在受害者凯瑟琳·埃多斯的披肩上提取到有效DNA，这可能成为破解这起世界著名悬案的关键证据。
1888年，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连环杀人案。凶手专门针对当地贫民窟的女性，尤其是卖淫妇女，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受害者往往被剖腹，内脏被肆意摆布。由于凶手在作案时似乎对人体解剖学有着惊人的了解，媒体将其称为“开膛手杰克”。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和关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悬案之一。
第一案发：玛丽·安·尼科尔斯遇害
1888年8月31日凌晨，马车夫查尔斯·克罗斯在巴克路（现杜瓦德街）发现了一具惨不忍睹的女尸。受害者玛丽·安·尼科尔斯43岁，是一名靠出卖身体为生的女性。她不仅被残忍杀害，尸体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肢解。法医推断，玛丽·安·尼科尔斯是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遇害的。她的尸体被发现时还有余温，说明凶手刚刚离开不久。现场没有留下明显的打斗痕迹，这表明凶手可能是趁玛丽不注意时突然发动袭击，且手法极为娴熟，仿佛对人体结构了如指掌。
连续作案：更多无辜生命陨落
1888年9月30日凌晨，悲剧再次上演。马车夫路易斯·迪姆舒茨在伯纳街（现亨里埃塔街）发现44岁的瑞典裔女性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尸体，她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割痕，导致左颈部动脉被切断，失血过多而亡。与之前的受害者不同，她的腹部并未被剖开，现场也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这让警方对这起案件的凶手是否与前几起案件为同一人产生了怀疑。
然而，仅仅45分钟后，在距离伯纳街不远的主教广场，又一起惨案被发现。46岁的凯瑟琳·埃多斯被发现死在广场的角落里。她的遭遇比伊丽莎白·斯特赖德更加悲惨，喉咙被割开，腹部被完全剖开，部分子宫和肾脏被凶手残忍地割走。
一个月后的11月9日，25岁的玛丽·简·凯利在米勒庭院26号的住处被发现惨死。她的尸体残缺不全，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颈部被严重割伤，脸部的耳鼻和胸部被割掉，腹部被完全剖开，内脏散落在床上和周围的地面上。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整个场景宛如人间炼狱。
信件谜团：凶手的挑衅
1888年9月25日，中央新闻社收到了一封用红墨水书写的信件，信封上还附有指纹，署名“开膛手杰克”。信中，“开膛手杰克”以一种戏谑、张狂的语气，详细描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和对警方的嘲讽。“我不断听说警方已经抓到我了，但他们还没真正开始。当他们自鸣得意地谈论他们的聪明才智时，我会嘲笑他们。在我被捕之前，我会继续我的工作。我的刀子非常锋利，我迫不及待地想再干一票。”
两天后的9月27日，中央新闻社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寄信人自称“调皮的杰克”。明信片上的笔迹与之前的“开膛手杰克”信件极为相似，信中写道：“我上次的工作干得怎么样？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的谈论。下次我会先割掉她们的耳朵，再把她们献给你们。”这张明信片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情绪，人们开始相信，真的有一个疯狂的凶手在伦敦街头游荡，并且在不断地挑衅着警方和整个社会。
调查困境：200多名嫌疑人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列出了多达200多名的嫌疑人名单。这些嫌疑人来自不同的阶层和职业，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名流，甚至连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也曾被列入其中。然而，调查过程充满了重重困难。当时的刑侦技术极其有限。没有先进的监控设备，无法记录下犯罪现场附近的人员情况；DNA鉴定技术更是闻所未闻，使得警方无法从现场留下的血迹、毛发等物证中获取关键信息；指纹鉴定技术也尚不完善，难以通过指纹准确锁定凶手。
1892年，在巨大的压力和无奈之下，警方宣布停止对这起震惊世界的白教堂连续凶杀案的调查。这起案件也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悬案，“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和动机，如同迷雾一般，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成为无法解开的谜团。
新的希望：DNA证据的出现
时光流转，“开膛手杰克”的案件虽已过去百余年，但人们对真相的探寻从未停止。2014年，这起悬案似乎迎来了一丝曙光。英国商人拉塞尔·爱德华兹在研究“开膛手杰克”的过程中，意外获得了一条关键线索——一条据说是在受害者凯瑟琳·埃多斯尸体旁发现的披肩。
据卖家描述，当年在埃多斯遇害现场，一位警官将披肩带回了家，此后便代代相传，直至2007年在拍卖会上被爱德华兹买下。爱德华兹坚信这条披肩隐藏着案件的关键秘密，于是邀请了DNA分析专家亚里·洛海莱宁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洛海莱宁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披肩上的污渍进行了细致分析。通过专业相机，他确认了污渍为砍切时喷溅的动脉血血渍，与杀害埃多斯的手法特征相符。随后，紫外照相技术又揭示出披肩上存在体液污渍。
此外，还在披肩上发现了肾脏细胞遗迹，而凶手当年恰好取出了埃多斯的一个肾脏。爱德华兹四处寻找受害人埃多斯的后裔，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名自称是埃多斯后代的女性。经过DNA比对，结果显示披肩上的血迹与该女性的DNA特征完全相符，这也就确定了披肩上的血迹属于埃多斯。接下来，关键的一步便是寻找体液痕迹的主人。通过一系列调查，他们找到了波兰裔理发师亚伦·柯斯明斯基妹妹的一名女性后代。当对体液痕迹中的DNA与该女性进行比对时，结果令人震惊——两者完全吻合。
嫌疑人画像：亚伦·柯斯明斯基
亚伦·柯斯明斯基于1865年9月11日出生在当时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科罗达瓦镇。他的父亲Abram Jozef Kozminski是一名裁缝，家庭虽不富裕，但也温馨和睦。然而，19世纪80年代，东欧经济陷入萧条，波兰地区局势动荡不安，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加剧，科斯明斯基一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在反犹浪潮的冲击下，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无奈之下，科斯明斯基一家于1881年被迫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英国的移民之路。
他们来到了伦敦东区的白教堂贫民窟，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东欧的犹太难民，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疾病肆虐。科斯明斯基一家在这个陌生而又充满苦难的地方努力挣扎求生。父亲继续着裁缝的手艺，但收入微薄，难以维持家庭的生计。科斯明斯基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也不得不早早地开始工作，以补贴家用。为了谋生，科斯明斯基成为了一名理发师。每天，他在狭窄昏暗的理发店中忙碌，为顾客们修剪头发。然而，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以及当地人对移民的偏见，他在工作中时常遭受不公平对待。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他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长期的贫困和压抑，也在逐渐侵蚀着他的内心。
从1885年开始，他就被精神疾病所困扰，出现了幻听、妄想等症状。他常常听到一些不存在的声音，这些声音在他耳边不断低语，让他感到恐惧和困惑。他还产生了被迫害妄想，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算计他、想要伤害他，甚至害怕被其他人吃掉。这种恐惧驱使他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比如他会捡拾被当成垃圾扔掉的食物并吃掉，认为这些食物是他生存的希望。他的精神失常还表现在拒绝梳洗，对个人卫生毫不在意。原本整洁的外表变得邋遢不堪，头发凌乱，衣服也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的家人和邻居们都对他的变化感到震惊和担忧，但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无法给予他有效的医治。
1890年7月，科斯明斯基的精神状况急剧恶化，家人无奈之下将他送入了米尔安德老城的济贫院。在济贫院里，他的病情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发严重。1891年2月，他被调到了科尔尼舱口收容所，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痛苦的时光。1894年4月19日，他又被转移到了利维斯顿收容所。根据收容所的病历记录，长期不良的饮食和精神状态的折磨，使他看上去常年瘦骨嶙峋。在1899年2月的记录中，他的体重只有96磅（约44公斤），身体极度虚弱。
科斯明斯基的这些精神疾病症状，与开膛手杰克案件中凶手的残忍、变态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精神疾病可能使他丧失了正常的理智和道德判断，从而做出了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他对女性的极端憎恨，或许也与他自身的精神问题以及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压抑有关。从科斯明斯基的身世背景和精神状况来看，他具备成为开膛手杰克的潜在因素。他在伦敦东区白教堂区生活，与案件发生地紧密相关；而他的精神疾病，则为他实施这些残忍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DNA检测与匹配结果
为了探寻披肩背后的真相，爱德华兹邀请了DNA证据专家、英国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高级讲师亚里·洛海莱宁对披肩展开深入分析。由于年代久远，用常规棉签提取DNA样本的方式难以奏效。洛海莱宁采用了一种先进的“真空吸取”技术，在不破坏织物的前提下，成功获取了DNA样本。
研究人员分析了仅由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从而能够直接确认埃多斯的后代。爱德华兹经过不懈努力，幸运地找到了一名女性，她自称是埃多斯的后裔。经过比对，两人的DNA特征完全相符，这一结果确凿地证明了披肩上的血迹属于埃多斯。接着，他们将目光转向体液痕迹的主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人员找到了科斯明斯基妹妹的一名女性后代。经过DNA比对，结果显示二者完全吻合。这一关键证据的出现，使得科斯明斯基与这起案件紧密连在了一起。研究还表明，凶手具有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的特征，这与可靠证人的陈述相符。这一系列的发现，无疑为科斯明斯基就是“开膛手杰克”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对证据的质疑声音
尽管DNA证据看似确凿，但这一结论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一些专家和学者对这一证据提出了诸多质疑。质疑的焦点之一集中在作为关键证据的披肩本身。这条披肩历经了100多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岁月中，它曾被多人接触过，且保存环境复杂。从被警官带回家，到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再到出现在拍卖会上，其流转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怀特州立大学生物科学教授、司法DNA检验专家丹·克莱恩就指出，必须仔细梳理这条披肩的来龙去脉，以及明确究竟哪些人曾经接触过它。因为在这100多年间，无数人可能对披肩上的DNA造成污染，使得现有的检测结果难以确保其可靠性。
还有观点对DNA检测的方法和技术提出了疑问。DNA证据专家亚里·洛海莱宁采用的“真空吸取”技术以及对线粒体DNA的分析方法，与传统的警方DNA检测方法存在差异。使用这种未经充分检验的方法来确定100多年前的案件凶手，存在极大的风险，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此外，关于披肩上体液痕迹的DNA与科斯明斯基后代匹配这一结果，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仅仅依据DNA匹配，并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科斯明斯基就是凶手。在当时的伦敦，人口众多，存在一定概率会出现DNA相似但并非同一人的情况。而且，体液痕迹也有可能是在其他情况下沾染到披肩上的，不能简单地将其与科斯明斯基直接关联起来。
受害者后代的正义呼声
面对这一争议性的结论，受害者的后代们却有着不同的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强烈呼吁重启对这起案件的调查，渴望能够为自己的先辈们讨回公道。凯瑟琳·埃多斯的曾曾曾孙女卡伦·米勒，便是这一正义呼声的代表人物。她坚定地表示，“开膛手杰克”这个名字早已全球闻名，可是这个凶手真实的名字却无人知道。却忘记了当时那些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合法指名道姓地考虑所有证据，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正义。”
卡伦·米勒的DNA结果与披肩上她祖先的血迹相匹配，这一事实让她更加坚信，重启调查是还原真相、为受害者正名的途径。她积极公开呼吁，支持拉塞尔·爱德华兹要求的重启此案的调查程序。她的行动得到了其他受害者后代的响应，玛丽安·尼科尔斯、安妮·查普曼、伊丽莎白·斯特莱德和玛丽简·凯利的后代们，也纷纷站出来支持这一正义之举。这些受害者后代的呼声，不仅仅是为了家族的荣誉，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们希望通过重启调查，能够给这起百年悬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