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政治发展史：从神权政治到阶级矛盾
商朝政治发展史：从神权政治到阶级矛盾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朝代，其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从神权政治、阶级关系、暴力统治以及政治思想等方面，全面解析商朝时期的政治发展特点。
商的神权政治
与夏朝相比，商朝的国家机构带有更为浓厚的神秘色彩。商朝统治者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外，还利用人们对鬼神及上帝的信仰进行麻痹，以全面控制人民。
关于灵魂或鬼神的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氏族社会成员间相互平等，这使人们觉得鬼神世界的一切鬼神也都享有平等权力。夏代，这种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实生活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严重不平等动摇了人们的平等观念，人们开始认为鬼神也有阶级差别存在。由此观念延伸，进而相信：统治者死后升天仍作统治者；鬼神世界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称作"上帝"或"帝"；上帝创造了万物，当然应成为万物的主宰，现实世界的王受命于天，代表帝王下到人间"替天行道"，来管理土地和人民。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经过商的发展已是根深蒂固，并成为中国奴隶制时期神权政治的思想观念基础。
商统治者通过祭祀活动的国家政治生活化，加强奴隶对神的崇拜，从而树立自己牢固的权威。他们常以占卜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神的主见，将人间的一切剥削与压迫解释为上天的意志，达到自己政治统治、经济勒索的目的。如盘庚要迁都于殷，由于臣民不肯，于是他就打出上天的招牌来恐吓蒙蔽他们。他说："先王有服，恪遵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意即其迁都是受天之命。卜辞中也有："帝其降堇"，也就是说上天要降下饥馑来。另外，在商代，掌管祭祀的巫史是王之下的最高执政官；商朝政事的决定，既不是由商王个人说了算，也不是由贵族会议决定，更非由民主大会讨论决定，而是通过占卜这种特殊的方法向神请示，最后由神决定；偶而商王也征询贵族和自由民的意见，但最关键的却是巫史的看法，因为只有巫史才是神权的体现者。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商王朝神权政治的特征。
殷商时期的阶级关系及阶级矛盾
在商代，主要存在着奴隶主、奴隶和平民三大阶级。
甲骨文中称农业生产奴隶为"众"或"众人"，在各种手工业作坊中的奴隶则被称为"工"。此外，还有臣、妾、仆等名称的奴隶。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虏，但也有一些是由破产的平民转变而来。商代奴隶生活在最低层，属于主要被压迫的阶级。
同为被统治阶级的还有从事劳动生产的"小人"，亦即商代的平民。相比于奴隶的生活条件而言，他们可以从贵族那里分得一些土地进行生产，生活处境要稍好一些。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在经济、政治上同样也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而且随时都面临着转化为奴隶的危险。
商代处于统治地位的则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国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最高首领，拥有最多的奴隶和土地，并且掌握着对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甲骨文中商王自称为"余一人"，充分反映了他至尊至极的社会地位。协助商王管理社会的有诸子、诸妇及太师、少师、侯、伯、男等贵族，还有掌管祭祀和占卜的巫史、贞人以及异姓贵族的邦伯、侯等一大批奴隶主阶级。他们同样占有奴隶和土地，过着脱离劳动的寄生生活。当然，这些奴隶和土地通常是由国王分配所得。
商代，奴隶阶级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以及闻名千古的青铜文化，但是，这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统治阶级眼中只不过是群牲畜而已，是由他们绝对控制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们终日乃致终身做着牛马，生活状况极为恶劣，就连生命也毫无保障。从考古发掘的遗址、墓葬资料及甲骨文资料来看，当时奴隶经常被用于赏赐、交换、甚至祭祀、屠杀和殉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考古发现同时展示了奴隶主贵族们穷奢极侈的寄生生活及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
殷商奴隶面对非人的生活及奴隶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了生存，不断地进行反抗。文献记载，盘庚迁殷之前，奴隶就曾向奴隶主发起过多次反抗斗争；盘庚迁殷后，奴隶逃亡、暴动的事件更是屡屡发生。甲骨文卜辞中的"丧众"及"不丧众"之记载，就是奴隶主占卜奴隶是否会逃亡的记录；卜辞中还有"告众"。是奴隶主向鬼神祷告，请求早日将暴动平叛的记载。
综观商代历史，可以说，殷商奴隶制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为前提的。
尤其是到了殷代末年，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已趋于空前的尖锐化状态。《左传》引《太誓》有"商兆民离"的说法，便是对这一状况的充分反映。甲骨文中也"邑震"、"邑人震"等占卜之辞，这里所问卜的城邑动乱和军队动乱都是指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暴动和反抗斗争。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地打击了商朝的统治，同时，也加速了商统治集团灭亡的过程。
奴隶主阶级的暴力统治和商朝的灭亡
商朝末期，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奴隶主贵族进一步强化国家机器，其残暴统治达到令世人瞠目的程度。
祖甲以后，殷商可以说是暴君频出。《尚书.无逸》篇中记载，他们不知道稼穑的艰难，不留心民众的疾苦，一意讲究享乐淫逸，对奴隶、平民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特别是末年的商王帝辛(纣），更是淫暴无度，凭借武力进行残酷的压迫，拼命剥削奴隶和平民，史书说他"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他又大兴土木，"作琼室，立王门"，南从朝歌(今河南淇县）北到邯郸，建了很多"离宫别馆"、"顷宫灵台"，甚至建"酒池"、"肉林"，聚集奴隶主贵族们在琼宫瑶台，痛饮狂欢，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韩非子.难势篇》中说："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商王对东南夷的连年战争，更使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内部阶级矛盾甚至达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白热化程度。于是"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在这样的动乱局面下，统治集团中也有人察觉到了这一点。纣兄微子启，曾惊恐地哀叹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火，其无津涯。"这时，帝辛宠爱妃子妲己，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比干强谏被杀，箕子被囚。微子惧，乃与太师、少师逃亡。此时，商纣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而西方正在兴起的周族，对商早已虎视眈眈，殷商的灭亡，已成无法挽回之势。
不可否认，商王朝正是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使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然而，过度残暴地行使国家职能又恰恰同时为它的灭亡自掘了坟墓。
就在商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中，商的属国西方周的酋长武王趁机联合别的为商所压迫的小方国，组织军队，声讨商纣。几经艰难，最后牧野一战，殷商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商代政治思想
商代神权政治使无限崇拜上帝、祖先的观念成为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对神权的顶礼膜拜同时也是树立王权绝对权威的最有效形式。商政治思想的核心正是王权专制思想。
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在文献《盘庚》中也有"余一人"的记录。这充分表明：商王普天之下唯我独尊、唯我至高的个人专制思想，仅"余一人"处于承天继祖救民的位置，万民的一切皆为王所恩赐，因此万民必须保证绝对地由"余一人"支配。天下任何事都由王说了算，无论何人都不得有丝毫的违背。正是这种王权的神化导致了王权的无限膨胀，最终出现个人专制。
在商代，与专制思想并存的，还有从一些政治概念所反映出的政治思想。比如"德"在当时便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伦理概念。关于德的规定，当时有：恪谨天命，遵顺先王谓之德；唯王之言是听谓之德；信用旧人谓之德……从这些关于德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商统治者的政治思想之所在。另外，殷代也出现了"礼"这个概念。见于卜辞的许多祭祀制度都可称之为礼。由于殷商为神权政治，因此礼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商统治者还萌发了"重民"、"蓄众"的敬民思想，以及"正法度"即强调政治行为规范化，不能任意行事的政治思想。
所有上述政治思想，在商代还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过却为以后政治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源泉，因此，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