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与政策调整的机会窗口
蔡昉：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与政策调整的机会窗口
中国人口在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变化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人口趋势、经济影响和政策调整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的新趋势
人口负增长的背景
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负增长，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净出生人口（不考虑移民人口）减少了0.6‰，由此回溯可以推断出2021年中国人口到达峰值。
人口老龄化
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即老龄化率）达到14.2%，2022年约为14.9%，这是一个转折点。国际上通常将老龄化率超过7%视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志，超过14%称为老龄社会，超过21%称为超老龄社会。预计2030年以后，我国也会超过21%。
人口规模的变化
大约在公元1700年之后，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紧随其后。中国人口一旦停止增长或进入负增长，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如今有两个说法，一是很多人口学家认为，印度已在2022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二是国际上使用联合国数据，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023年4月份的某一天超过中国。中国已经不是或者将不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但仍是人口大国，14亿人口是一个足够大的量级。
人口负增长的特殊性
“未富先老”
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人口要经历“增长-停滞-负增长”的过程，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中国在遵循这个规律的同时也有一些特殊性，中国的特殊国情给经济发展带来额外挑战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额外的机遇。
“不期而至”
2020年我国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生育率只有1.3，从1992年开始我国生育率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下。在中国公布数据以后，联合国根据新数据更新了预测，红线显示了2022年上半年联合国的最新预测。与最新预测相比，中国统计数据显示的实际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均提前到来。人口负增长的不期而至减少了我国未雨绸缪的政策准备时间。
如何认识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无涉“好”“坏”判断
没必要就人口负增长是好是坏选边站队，悲观派、乐观派都不重要。既然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都是必然过程，总体上也属水到渠成，因此既不需要悲观，也不能忽视它的含义。
关注趋势的变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口，14亿人口规模就算不是世界第一，也和第一相差无几。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在那之后开始负增长，也有很多人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9亿多，比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总和还要大，中国还缺劳动年龄人口吗？这些说法完全正确，但是仍然要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
遵循经济学“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思维方式
有人提出，劳动力数量不足，可以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来提高人才质量，机器可以替代人，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以提高生产率，因此不必太过担心劳动力数量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当经济学家指出一个因素导致一个结果时，是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里，并不是因为人口负增长了，提高生产率的种种因素就应运而生，生产率就能立即提高。实际上，人工智能已经到处可见，但生产率的提高却并非易事。
应对人口冲击
中国有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市场、超大规模创新创业活动，人口从正增长变成负增长，对潜在增长率存在负面影响，因此挑战来自增量。最新国外预测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有的机构甚至认为，2030年中国未必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预测的依据就是中国劳动力负增长。从劳动年龄人口看，我国的确无法增加劳动力供给了，也无法像美国那样通过移民解决问题，但是我国农业中的劳动力占全国的23%，远超发达国家的3%。如果从现在开始转移剩余劳动力，那就意味着我国的最大潜力是可以转移2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而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就是780万人，假设转移1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比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的全部劳动力存量都要大。
人口负增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
供给侧的影响
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趋于下行。2011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并从此开始下降，这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放缓、投资回报率和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
需求侧的影响
真正的冲击还是在需求侧。过去十年，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在提高生产率上发力来应对经济减速，这让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高度一致。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估算了一组当时到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最后实际的经济增长数据和这组估算的数据是吻合的，这说明过去我们没有受到需求侧的制约，除了疫情这个特殊情况。但是从现在开始，人口因素将导致需求侧成为新的常态制约因素，让实际经济增速可能达不到潜在增长率，可能会出现增长缺口。
社会领域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会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也加快减少，导致的结果就是老年人的抚养比，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会加快提高，提高最快的时间段是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的十几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会使得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难以为继。
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机会窗口
提高人力资本
必须要提高人力资本。经济学家通常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过去，中国曾经有过两次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显著地提高了受教育年限，一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二是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下一步要用类似的疾风骤雨式的改革来提高人力资本，一个途径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向前向后分别延长三年，这样可以显著提高未来参加劳动群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的改革，能释放出的改革红利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现在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65%，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7%，中间18个百分点的差别，在于进城农民工被统计成城镇的常住人口但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也就没有享受到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改善收入分配
大家常用基尼系数来看收入差距，这里用帕尔马指数来分析，也就是用人群中收入最高10%人口的收入比上40%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从图16可以看出，2010年以来，收入差距总体上是在缩小的，农村地区也是在缩小的，但是城市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近年来，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不够大，这说明初次分配领域收入分配的改善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再分配才是改善收入分配的一个根本动力。
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困扰
人口老龄化的应对途径是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福利国家的典型是瑞典，滥觞于人口停滞的危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看到瑞典人口增长停滞的趋势，担心这种人口趋势会影响瑞典经济社会发展，于是呼吁采取社会扶助的方式鼓励生育。由于生育意愿不仅在于生孩子的补贴和公共服务，还涉及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因此，从鼓励生育的政策起步，相关措施很自然地推动了瑞典福利国家理念的产生，“从摇篮到坟墓”。这个政策变化影响到了整个北欧甚至欧洲。
从现在来看，当人类发展指数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达到0.8以上这个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时，再加上性别高度平等这个条件，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生育率回弹的趋势。所以，通过福利国家建设，让人人享有基本和充分的公共服务，就有望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福利国家建设也是增强社会流动的关键举措。国内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丧失，制造业比重从2006年以后就在下降，制造业从业者逐渐转向了第三产业，甚至回乡重新做了农民，这意味着人口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和农业。这使得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明显减速，因为资源配置是与提高生产率相反的方向发生的。这个状态也必然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很多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攀登社会阶梯，代际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应降低。现实中的人口趋势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化，也影响社会结构变化。促进共同富裕，让人人都有动力和机会、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终究需要借助再分配，靠政府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大家才有攀登社会阶梯的机会。
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要素的关系
技术进步是一个要素替代的过程，比如自动化技术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力，如果技术进步的过程太快了，意味着现实中资本劳动率提高、资本回报率下降。
现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了超乎意料的技术进步，值得警惕三点：
第一，这些技术会代替人的体力和智力，要警惕其过快过早地把劳动力替代掉。
第二，要警惕“索洛悖论”出现。所谓的索洛悖论，指理论上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生产率，但是现实生活中却不一定发生这一现象，因为技术在某些领域替代了人，这些人又回到低生产率的部门。
第三，人力资本不是没有用的，未来的发展是一个报酬递增的发展，新的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但是这些技术在真正替代人的同时，也需要和劳动力等其他要素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这些新技术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马斯克在内的很多科技大咖都表示，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新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要先停一停，把伦理问题、发展方向问题、如何控制潜在风险等问题研究清楚之后，再往前发展和进行下一步的应用。同时，无论这些新技术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既然还不能完全清晰地预测，就不能把宝都押在这些技术上，现在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
本文原文来自新浪财经，作者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