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和平主义 —— 130 《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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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和平主义 —— 130 《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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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不仅非常看重民生，而且也是一位不喜折腾的内敛化、稳健型的统治者，他的这种保守的个性及思想，便给帝国的内政和外政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元代实行蒙汉二元的民族歧视及分化政策，但是朱元璋在恢复了汉统以后，却并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他也强调华夷之别和内夏外夷，但却并未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不过这不代表实际操作和官吏、百姓的态度）。在他看来，能让各民族在帝国的统治下安定地生活，就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朱元璋的对内民族政策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明廷规定，凡蒙古、色目人愿留居内地的，可以与汉人一样不加歧视，并妥善安置，“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有时还注意保持他们的生活习性；但是，朱元璋本质上实行的也是一种民族同化（以夏变夷）政策，比如法律规定“蒙古、色目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这样就可以增进融合，减少对抗。不过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所以后来又规定：在汉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的情况下，才允许其内部通婚。包括后来在执行这种政策时，有些地区应该也不会太严格。

第二，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采用羁縻和笼络之法，尽量不在经济上剥削和不在政治上压迫他们；就像我们前面提及过的那样，流官和土官并设，但多以土官为主，令其政治上基本自主，经济上则保持自给。但是明廷的控制还是非常严密的，压迫现象也层出不穷，这很容易引起不满和冲突。

第三，贸易政策比较自由宽松，除了盐、茶和某些军用物质统统由官府控制贸易外，其他物品则允许各民族间互通有无；有时甚至对茶的贸易控制也会有所放松，政策上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另外，就是体现在对北元的政策上。朱元璋向来注重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之以军事征伐，尤其是到了洪武后期；但他又力戒诸将勿要贪功生事，基本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不过在朱元璋之后，双边关系问题仍旧是明朝国防的一大重心。

总体来说，朱元璋的民族政策虽然也有不尽完美之处，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被打一定的折扣，但是他的民族攻策仍不失为一种较为开明的政策。然而，朱元璋骨子里还是存有一些排外思想及种族偏见的，政治压迫也就在所难免；而且包括汉人势力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渗透、挤压，本身也是一种民族压迫的体现，何况还时有经济上的剥削行为，因此经常性地引发族群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解决民族问题的好的出路，或许还是在于准许民族高度自治，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不应该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而且在经济上不要刻意侵犯他们的权益，也尽量不去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不过，无法否认的是，中心帝国的存在，确实更容易给边疆地区、边缘国家带来和平，但前提是不要压迫过甚。

在对外方面，朱元璋采取的是各国“礼从本俗，自为声教”的方针，本质上是一种和平主义的外事政策。

忽必烈时期相继征伐过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等远方国家，其中除了对占城及缅甸（内乱给了元军可乘之机）的攻略有点成绩外，其余都以惨败收场。当年强霸一时的元军尚且如此，朱元璋自然要接受这个教训，何况这类军事行为就算胜利了也没什么好处，元人赵天麟在批评忽必烈的海外扩张时就曾道：“窃见数年以来，北征阋墙之叛，东伐俘海之国，近又大举南征，鞭策未尝停，戎缰未尝解……胜之不足以喜，得之不足以治。”【1】

在隋末唐初时，政府还可以容许将士将俘获的敌国人众收为奴婢，比如贞观末年在对高句丽的战争中，初次参战的薛仁贵就获得了10个奴婢。世界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包括近代的西方国家，都习惯抢掠他国人口为奴隶，但中国很早就抛弃了奴隶制，至少是宋代以后奴隶在中国就很少见了，尤其是来自外邦的奴隶。近代西方国家殖民较为原始的地区时，往往实行屠杀甚至灭绝政策，背后往往有很强的扩张动机；包括像李世民之类，在解除了突厥的威胁之后，事实上也有很强的称霸野心，所以不断进行对外征服。唯独朱元璋在这方面更重视和平的红利，特别反对“恃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的黩武主义，表现出更强的传统中华帝国的内向性格——偏偏朱棣不能领会这一点，不过他也许更多的也是想要利用这些“赫赫武功”来增进自己夺位的合理、合法性，包括李世民大概也有这种动机。

“声教”者，声威教化也，作为中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是自信中国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无上优越地位的，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强迫周边临国照搬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风俗等，更没必要去依靠武力到处去宣扬什么国威（朱元璋若是活着，肯定不赞同“郑和下西洋”这种败家行径）。

在唐代中前期，大唐不断进行对外战争，这样既大大耗损了国力，也给了边臣、边将坐大的机会，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反观像北宋时期，虽然看起来比较窝囊，但却大致享受了上百年的和平，尤其是辽国一方面，更是确保了大宋北境的安定。唐朝白白享有了一个强盛的虚名（何况败绩非常之多），而北宋却享有了偃武修文的实际利好（后期又压制住了西夏）。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说，其实宋朝的所谓“窝囊”也有些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尽管宋太宗赵光义在军事上的确乏善可陈，可事实上辽国的确是无法轻易战胜的：辽国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响当当的超级大国，而且它还占领了部分汉地，如此一来就使得在它拥有强大的骑兵之外，还拥有了可以坚守的城池及进行配合作战的汉地多兵种；辽国立国早于北宋半个世纪，在当时其政权不仅已较为稳固，而且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其控制，就像王安石说过的“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北宋想要获得大批的良马已经没有可能，这就使其在军事上落于下风，在战略上失去了先机；可以说辽国不主动攻打北宋已经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而北宋反出于“攘夷”的传统心理而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那基本没有取胜的可能，除非辽国内部发生严重内讧，或者宋朝方面军事统帅的才能甚高。

此外，除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外，辽国与其他所谓胡人政权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政治、文化上已经相当“中国化”，即如曾经出使过辽国的北宋名臣富弼所谓：“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2】辽国与北宋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蛮夷与华夏的关系，而演变为了一种平等关系。去除大汉主义的中心观，辽国才是当时东亚大陆上的核心国家，辽君才是事实上的“天下共主”，其国祚可以存续三百多年并且还能在中亚地区建立一个存续了八十多年西辽政权，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朱元璋既尊重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特质，也相信他们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受中国的影响——也就是他们会自发地倾心于中国的先进制度、礼仪教化等，并自觉地承认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如同汉唐时代那样。

但是，为了突出中国的独尊地位，朱元璋也沿袭了历代中国帝王的做法，向各国颁“大统历”，使邻邦都遵用中国正朔。从表面形式上看，他这仍是以中央王朝自居，而以藩属之礼待各国。不过从实际上而言，朱元璋不但不会向各国收取“保护费”、“管理费”之类，反而常常采取厚往薄来之法，以期怀柔异邦（其实唐朝也多是这种做法）。对于各国的内政与外交，他也从不加以干涉。

然而，对于像倭寇这种“不自揣量来挠我边”的敌人，朱元璋就只有进行有力反击了。只是，即便是对于日本这种关系紧张的国家，朱氏也并不主张对其赶尽杀绝，毕竟倭寇不能算是日本当局故意放出来的；朱的着眼点仍在于保障安宁和平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容易陷入战争的泥潭而引起严重后果。为此，他将连同日本在内的十五个周边国家都列为“不征之国”，规定后世子孙不得无故侵犯他们。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看似和平主义，这也是中国式专制的典型特点”。但无论怎样，内向的中国的确是以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基调的。

这里我们可以再继续详细介绍一下明朝与日本的关系，其中颇有一些波折。

如前所述及的，明朝与日本的关系经历了一两年的蜜月期，但在洪武九年由于明廷认为日本怀良亲王（事实上亲王已经隐退，只是九州当地的掌权者假借其名义）就倭寇事件谢罪的表文不够诚恳，导致日本方面对明朝的关系趋于冷淡，但也没有出现激烈的根本性破裂。

洪武十四年时，日本派遣僧人如瑶率团来华入贡，朱元璋予以拒绝，明廷还向“怀良亲王”发布了一道带有武力威胁的叱责招谕，而日本方面则回敬了一封威武不屈、义正辞严的信：“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臣何惧哉。”

此后，由于受到胡惟庸案的影响，朱元璋认为日本方面“虽朝实诈”，故而一度与其断绝了外交关系。据《明史》中称，在洪武二十年时，朱元璋得知了日本方面与胡惟庸的一件密谋：胡惟庸与宁波卫指挥林贤合谋，故意上奏称林有罪，然后将其流放到了日本；林贤则乘机结交日本的君臣，然后胡惟庸再上奏让林复职归国【3】。怀良亲王答应了胡惟庸的请求，才命僧人如瑶以入贡为名去往大明，实际上则是率领400士卒渡海，暗藏火药、刀剑等兵器，伺机向朱皇帝行刺。如瑶入贡时已经是洪武十四年七月，此时胡惟庸等人已经被诛，而且朱元璋还明确拒绝了这次入贡。

假使明朝真的想出兵攻打日本，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当时的日本人口有千万左右，能战之兵至少四五十万，明军若不出动二三十万军队，显然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可是日本距离大明的腹心地区实在是有点远，若大规模跨海出击，不仅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运输和补给都非常困难，成本十分高昂，显然这也是新生的大明政权所无法支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派出一两万的海军对日本进行一些威慑性的打击，以便达到令其有力约束倭寇或加强双方沟通合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