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近代史学界的“失踪者”
蒋廷黻，近代史学界的“失踪者”
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近代史》虽篇幅不长，但学术含量极高，历经半个世纪以上时间的淘洗仍备受后人推崇。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这位历史学家的生平、学术贡献及其代表作的深远影响。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fú）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1949年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出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
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篇幅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
蒋廷黻这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
1938年，正是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之时。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因战争流离失所的民众和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所感奋，决定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万到6万字，约请既有湛深研究，又有全局识见的专家、学者撰写。
当时蒋廷黻正处于已辞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之际，在汉口赋闲。编者之一的陈之迈知道他对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蒋廷黻欣然应约，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同年由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
此后，他再也没有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只在官场周旋了。所以这本著作，实际上成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句号。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规划，准备十年磨一剑；第二是这部五万余字的著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其实，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1938年初版后，次年商务印书馆即印第二版；同年重庆青年书店又重印。1940年代的版本我孤陋寡闻，不知其详。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重排出版，蒋廷黻应约写了《小序》。
湖南岳麓书社经陈师旭麓教授的推荐、介绍，于1987年将之辑入该社《旧籍新刊》重新出版。一部学术著作，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时间的汰洗而仍备受后人垂青，足以说明它已为社会认同，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一个“初步报告”竟成了传世之作，这恐怕是蒋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总是偶然中寄寓着必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没有对近代史近10年的整体思考，怎么能在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写出如此大气、如此耐读的作品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内页展示
体系结构与分析框架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从方法论层面说，历史研究是运用一连串概念去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而概念的诠释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构中才能充分显示理论张力。这种由概念建构成的评价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
传统史学发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对史料的辨伪、辑佚、考证、训诂之类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论层面的操作，学者不作观念更新、架构改制一类的自觉迫求。
对此，蒋廷黻曾批评说：“中国的史家，往往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他们可以是十分优秀的版本专家，却不能从整体上解释历史。”
蒋廷黻自己接受过西方史学的训练和进化史观的影响，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内在联系，强调史学的训戒功能，并把导师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念。
他抓住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把先进的近代化和落后的中古状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十九世纪相逢，进而构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
他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渡过空前难关、摆脱中古状态的历史主题，把中国人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能否接受民族观念以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主要指标。
他设问：近百年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然后他断言道：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蒋廷黻所说的科学，是与“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峙的人文精神，属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畴；他所说的利用机械，是与仍保持“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相对峙的工业经济，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畴；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与宗法制度相对峙的政治体制，属于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畴。
他把这三对范畴作为实现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摆脱中古落后状态的价值评判体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仍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急剧转型之中的现实。
这样的分析模式与他编纂的近代通史体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近代化历史主题背道而驰外，其余各个方案恰恰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浪费了二十年光阴才开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脱离中古状态的过程。
他指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他写道：“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为什么要读蒋廷黻的著作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
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编纂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的“例言”中已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
1965年，人类学家李济教授在悼念蒋廷黻的文章中也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郭廷以和李济既是蒋廷黻同时代人，又是历史研究的同行，他们的评价不仅极富历史感，而且充分肯定了蒋对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开风气、奠定科学基础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