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19世纪的中国农民：有很高的读写需求，不都是内卷的
走近19世纪的中国农民：有很高的读写需求，不都是内卷的
一直以来，19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处于缺席和模糊状态。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在安徽黄山屯溪一家出售旧文书的店里，发现13册晚清时期的程姓一家三代人的排日账，这些跨度长达半世纪的记录非常罕见。18年后，他完成新作《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通过解读这些珍贵的史料，刘永华教授为我们揭示了19世纪中国农民生活的多个侧面，打破了人们对明清农民的刻板印象。
农民不都是“内卷”的
刘永华教授重点谈了对山区经济的新认识。山区在很多人认识里，是闭塞、隔绝的，像桃花源，不需要跟外界打交道。其实看了程家人的排日账会发现，恰恰相反，整个徽州作为山区，与市场打交道的需求甚至超过平原地带，因为山区缺粮没盐，必须生产商品换取粮食、食盐。所以程家人出售多种商品，特别是茶叶。
18世纪晚期开始，特别是五口通商后国际茶市的扩张，欧洲人对中国茶叶需求量增大，给徽州、武夷山这样的传统产茶区域带来非常重要的机遇。程发开在贩卖茶叶生意中看到机遇，于是买了一个茶园，投入更多劳力在茶叶种植和生产上，有些年份茶叶收入还增加了一到两倍。茶叶作为纽带，在山乡农民与世界茶叶贸易之间建立起了互动，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茶可能卖去欧洲、美国。
刘永华教授指出，“内卷”是来自人类学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在变成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所以他也做了讨论。实际上从徽州这边的农民生活看，严格意义上的内卷可能并不存在。首先，他们的土地不是精耕细作的，对土地特别是稻田的利用还是比较粗放。其次，投入的劳动不是很多，因为山区经济多元，还有别的出路，“卷”不起来。程家人的生活也说明，19世纪中国农民生活有多样性。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用“内卷”来形容华北农民的生存状况，但是不少学者都对这个看法有保留意见，因为他讨论的材料来自抗战期间，未必能代表和平年代的状况，他的看法可能也无法适用于其他区域。
明清民众有很高的读写需求
提到传统社会农民是否识字，很多人可能马上想起《阿Q正传》里阿Q画押的情景，他圈都画不圆，因为平时根本不用写字。在鲁迅的叙述中，这样一个愚昧的文盲形象，被进一步放大成国人的负面形象。1949年以后，国家扫盲成就非常显著，但同时也要看到，1949年以前，还有明清时期，普通民众已有很高的读写需求，也有相当多的人识字。美国历史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1979年出版的《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中认为，当时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45%，女性占2%10%。不过这个比例究竟对不对，我们还需要重新估算。
民众识字率的重新估算，牵涉到什么叫做识字。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认识两三千字才能叫识字。但是，通过对闽西家用账和程家排日账等文献的分析发现，在清代，一个人只要粗通笔墨，掌握四五百至七八百字，就有能力处理记账、借贷、记事等文字工作。
刘永华教授算了一下，发开掌握六七百字，允亨认的字比父亲更多些，同仓与发开相近。他还看过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其他类型的文献，比如书信、契约，还有民间文学，如山歌的歌册等，发现清代农民认六七百字已经能处理很多事情。一个农户去读三四年私塾就会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
认为传统社会农民都不怎么识字的观念，还涉及对民众的俯视，就是没觉得农民认的那几百个字算什么。事实上对农民来说，能记账就和文盲有相当差别，这个能力让他们对生活可以进行更合理的盘算，对他们了解周遭世界也能提供莫大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上经历过一个文字进入普通民众生活的过程，刘永华教授称之为“文字下乡”，现在他的几个学生正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
个人和时代因素交织下的破产
刘永华教授翻译过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这本微观历史经典著作里，因为涉及真马丁·盖尔抛妻别子八年、假马丁·盖尔招摇行骗等非常戏剧化的冲突，马丁·盖尔的形象是很突出的。相比而言，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账比较枯燥，生活也比较简单，那么写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什么样的形象？
他们的面貌我完全不知道，书里有张《卖恤盐》的插图，这是我能联想到的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形象。性格方面的话，发开比较精明，从购入茶园这件事就能看出这一点。
允亨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开朗，算是个性情中人。发开记的朋友比较少，一方面跟他的记载比较简单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没有多少特别要好的朋友。相比之下，允亨有不少朋友，也喜欢交朋友。有一次他外出挑担，路上估计喝酒过量出了问题，还是那些一起挑担的朋友帮助他，事后他专门请朋友喝酒。同仓给我的感觉是面目比较模糊，不过他小时候就比较顽劣，也比较懒，排日账没好好记，为此允亨没少批评过他。
但是，能从他们留下的信息中抓到一些非常模糊的性格特征，在历史中已是非常宝贵的了。我们现在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受法国年鉴派影响极大。年鉴派第四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写过一本书叫《无名之辈的一生》，那本书英文版的封面是一个面目空白的人的剪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普通民众在历史上的形象。
程允亨晚年破产，刘永华教授认为主要是个人的因素，还是有时代的因素？他在仔细研读发开的行事后发现，几个影响儿子允亨这一代生存的事情都跟他有关。比如发开发现种茶更赚钱，就买下茶园，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决定。程允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日子要苦很多。程家不是所谓被动卷入全球化，而是出于对商机的敏锐感觉，才得以进入茶叶贸易的。
程允亨不如父亲会盘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经济账算得还是有点不够，不如父亲节俭。他的排日账里有很多买豆腐干、花生、酒的记录，晚年经济状况恶化了还经常喝酒，消费观念没做适当调整，这对后面家里出现财务危机也有一定影响。
程允亨的债务里，最大一笔是儿子的聘礼。其实他不需要借债，如果多等几年，分几次把聘金付了，就可以分散经济负担。借债有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高利息，儿子的婚事完全可以缓一下。程允亨的哥哥30多岁才结婚，同仓20岁左右就结婚了，当时农村普通人家手头都不宽裕，晚点结婚也很常见。
他们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通过各方面收入存下来的钱，有相当一部分花到了盖房子上面。然后再积攒下来的钱，又被程允亨母亲的丧事、允亨儿子的婚礼耗掉了，还有缺口，程允亨就去借钱。我觉得这是他个人决策失误。
借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后面会爆发义和团运动，对他茶叶生意有影响，导致一直收不到卖茶的回款？肯定是。但历史是无法用事后诸葛的方式来理解的。
所以刘永华教授认为，历史特别有趣，面对程允亨这样一个普通民众，把他的生活方方面面掰开来看，会发现不同的因素都交相在起作用。有些是宏观的，是全国甚至全球层面的事件和现象，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个人层面的，是性格或者某个决定——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最后交错着影响他的生活。这样一段历史，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生命史与大历史交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