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选了老四”：清代秘密立储制度的历史渊源与影响
“老四选了老四”：清代秘密立储制度的历史渊源与影响
在经典宫廷剧《甄嬛传》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甄嬛宣布继位人时说：“老四”最后还是选择了“老四”。这种揭晓方式不同于以往皇帝在位期间就公开太子人选的做法，而是通过秘密立储制度来确定继承人。这种制度由雍正皇帝创立，是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秘密立储制度的背景
秘密立储制度是清朝所特有的皇位继承制度，由雍正皇帝创建，是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雍正皇帝亲身经历了康熙末年因储位虚悬引起的“九子夺嫡”，深深认识到皇权交替牵涉到整个政局的稳定与否，因此必须尽快殷实解决好储君问题。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即1723年9月16日），雍正帝召集满汉重臣、皇子亲贵前往乾清宫西暖阁，宣布“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雍正帝对皇位传承的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创立了在清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秘密立储的方式。乾隆时期，秘密立储制度被正式确立，且被奉为清朝家法，成为了一项具有清朝特色的皇位继承制度。
我们先来看一看秘密立储制度产生的背景因素：
以往公开建储的失败：褚英和胤礽都曾被公开确立为继承人，但最后都因变得狂妄骄纵而被废黜。皇太子胤礽被废后，各成年皇子皆觊觎储位，结党营私，相互提防构陷。王公贵族、朝中大臣、八旗军士等几乎全都参与到了皇子党争中，分散了其效忠朝廷的精力。尽管康熙帝三令五申，但皇子们仍然各自为政，储位之争愈演愈烈。冯尔康在评价康熙末期储位之争时指出：“诸皇子党争斗不休，一些集团相继垮台，造成政治的混乱。康熙皇帝长期在太子问题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影响他从事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活动，使得朝廷弊政丛生”。雍正帝身处诸皇子党争之中，深刻体会到皇子党争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便希望通过秘密立储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再次发生。
清朝的文化习惯：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王朝，其文化习惯及统治理念受汉族宗法制的影响相对较弱。当嫡长子继承制导致朝政弊端丛生时，清朝统治者与汉族统治者相比更易挣脱传统的束缚，制定更适合时代发展的新制度。
时局形势的挑战：雍正即位初期，以廉亲王允禩为首的反对派并未甘心失败，仍积蓄着一定的力量试图颠覆雍正帝的统治。在此种情况下，雍正帝预立储君就显得十分必要。假设自己真的出了意外，那么提前选立的储君也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他人的篡位阴谋就无法得逞。
雍正皇帝的个人性格：雍正皇帝是位性格刚毅、开拓进取的帝王。其继位之后便针对康熙末期的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追缴亏空、整顿吏治、摊丁入亩、推行密折制度、废除贱籍，改变皇位继承方式也在其改革范围之内。当公开建储制度已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之时，秘密建储制便应运而生。
秘密立储制度的作用
通过以上原因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秘密立储制度的产生是当时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项创新在当时产生了哪些重要作用呢？
首先，立储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保证了皇帝的权威，加强了皇权。
对于册立太子一事，群臣大多会根据个人利益极力声援对自己有利的人选，甚至可能还会发展成派系之争。因此，在位皇帝就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秘密立储制度则可以有效改善这一不足；立储权力集于皇帝一人之手，朝中大臣无权与皇帝争论下任储君的人选，从而减轻了皇帝立储时所受的外界干扰与压力，也能避免因立储而产生的派系之争。
其次，秘密立储减轻了因皇位之争而产生的皇子间互相残杀及党派之争，有利于皇位的和平交接，维护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稳定。
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的皇位有且只有一个，这种资源的有限性引得众多皇子宁愿铤而走险，也要竭尽其所能去竞争。一旦某位皇子被立为储君，他就会变为众矢之的，兄弟间的明争暗斗甚至如“玄武门之变”那样的互相残杀也就无法避免。康熙帝两次废太子，储位虚悬使得众皇子觊觎储君之位的野心更盛，纷纷使用一切手段来增加自己在储君之位争夺中的胜算，“九子夺嫡”一度使政治陷入混乱无序的危机。而秘密立储自始至终对储君人选、册立日期、传位时间以及考察培养储君等问题严格保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储位之争，维护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
再次，秘密立储制度有效避免了皇帝与储君因权力而产生的冲突，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朝臣投靠太子结党乱政的现象，有利于巩固皇权和维护统治秩序。
公开建储后，皇太子为了稳固地位，必然会去培植自己的势力；同时，许多贵族大臣也会为了未来的仕途前去投靠太子，成为太子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样就会渐渐形成一个以储君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不利于皇权的高度集中。康熙帝两度废太子，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胤礽和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的势力威胁到了皇权。但若秘密立储，在位皇帝则不必纠结于最高权力的分配问题，这就意味着皇帝终生都可以牢牢掌握大权，不必向太子让步一部分权力，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皇权的完整性。立储的秘密性也使众臣无法攀附下任储君而只能效忠于现任皇帝一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结党营私，有利于保障朝堂的稳定性和皇权的至高无上性。
另外，秘密立储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选贤任能”。
与立嫡立长的明立储君制度相比，秘密立储更利于选出真正具备储君相应素质之人，避免一些虽然身份尊贵但昏庸无能之人登上皇位。通过秘密立储方式而继承皇位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位皇帝中，乾隆皇帝雄才伟略，在位期间延续了康熙、雍正时期的辉煌，促使“康乾盛世”达到顶峰；嘉庆帝、道光帝虽不及祖辈大有作为，但是在位时期国内政治较为稳定，也能做到厉行节俭、勤于政事，也可称为是守成之君；咸丰帝即位后重用汉族大臣，整顿吏治，其改革的力度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两位君主。这四位继承人在当时的皇子中皆是出类拔萃，绝非昏君、庸主。若是继承人德行有亏，不能肩负重任，那么就可能导致外戚宦官专权、百姓民不聊生，使国家陷入危难之中。如晋安帝司马德宗先天愚笨，但却凭借嫡长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使得大权旁落，国内动乱频繁；明熹宗朱由校因是先帝长子而继位，但其并无帝王之才，每日只是沉迷于木匠雕刻之中，导致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迫害忠良，加速了明朝的衰落。秘密立储制度的“择贤而立”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此种弊端，保证了继承人基本的素质和才华，更有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固发展。
最后，秘密立储也降低了储君变更的成本。
公开立储下的太子立废极易引发政治混乱，而秘密立储则可以为皇帝的选择留有余地，不存在难以变更太子人选的情况。若其后在位皇帝认为皇储不能担此大任，便可以很容易地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更换太子人选，从而有利于保障政治的稳定。
秘密立储制度的局限性
但同时，秘密立储作为清朝雍正时期首创的立储方式，缺乏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因此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秘密立储制度具有严格的条件适用性，在待选皇子较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旦出现皇帝少子、无子等情况，秘密立储就会失去它的效用。乾隆帝秘密立储，多年之后禅位于继承人，皇权交替较为平稳。然而嘉庆、道光之后合适的皇子数量都较少，秘密立储制度也就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秘密立储有效实行的另一条件是在位皇帝必须掌控实权。秘密立储以皇帝个人决策权绝对化为前提，一旦皇权旁落，那么实际控制局面者也将对立储一事拥有绝对化的权力，这就可能导致实际掌权者将皇帝本人傀儡化的后果。
另外，秘密立储无法保证朝臣对新任储君的接受度。公开立储下，皇太子身份的公开性能够极大地提供其继位的合法性。得到朝野认同后，只要皇帝不再更改，那么在皇位继替之际其储君的地位难以挑战，他人篡权的行为就会不得人心。因此，公开立储可以充当一个稳固储君地位的支持因素。而秘密立储之后，如果新皇帝人选与一些王公大臣的猜测和期望存在落差，新继位的皇帝就可能难以服众，增加了其统治初期执掌国家大权的挑战。
总而言之，秘密立储制度归根结底是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其实质就是通过暗定储君，使储君与储权相互分离，从而牺牲储权来保证皇权的唯一性和不可侵犯性。清代的秘密立储之法既继承了满洲选拔贤能的传统，又使中原传统的皇帝集权得到了提升，是一种在满洲、中原传统双重影响下，因具体情势而做出的开创性实践。秘密立储制度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立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它是对中国古代皇位传承制度一次勇敢的探索与改革，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 杜家骥：《也谈清代秘建储君制度》. 求是学刊，1998(4).
[2] 冯尔康：《雍正传》. 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3] 李宪庆：《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 社会科学辑刊，1983(3).
[4]《清高宗实录》卷 1486，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
[5]《清世宗实录》卷一〇，雍正元年八月甲子.
[6] 徐艺圃：《皇权传承研究的新进展——读〈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7]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