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为什么非得是意识流？
《达洛维夫人》：为什么非得是意识流？
《达洛维夫人》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首次获得评论界认可与商业成功的作品。这部小说以独特的意识流手法，展现了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周围人物的复杂情感。这种写作手法是否必要？它又实现了怎样的写作目标？本文将通过分析《达洛维夫人》中的具体例子，探讨意识流写作的独特魅力。
二十世纪初，伍尔夫决定践行、推广一种现代主义的写作，这种写作风格的主要特征被命名为“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在这一手法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就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人物塑造，故事推动，小说背景描画都通过人物的动态流动的思绪来实现。
那么伍尔夫坚持的这种写作手法的创新是否必要？“意识流”是否是一种故弄玄虚？伍尔夫通过这一手法实现了什么样的写作目标？
便以《达洛维夫人》为对象，尝试回答这一问题。这本书是伍尔夫第一本同时获得评论界认可与商业成功的作品。
也许是为了能接住“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伍尔夫为小说《达洛维夫人》选取的三个主要人物有一种模糊的相似性：她们都很敏感，都头脑敏锐却无所成就，他们的生命力都找不到很好的出口。于是这蓬勃的生命力只能转为向内的省思与永无间断的思绪，转为向外对无意义事物的追求。在达洛维夫人是举办晚宴聚集上层名流，为他们构建一个交流联系的场合；在彼得身上则是在一个个女人身上追求激情的短暂光芒；在因战争创伤而精神失常的士兵赛普蒂默斯身上，则是向世界传递他疯癫后发现的真理。这是三条绝好的“意识溪流”，因其敏锐与敏感，他们的思绪流动是优美的，有时富于洞见，大多数时候是真诚的。他们观察自身、生活与他人，能如同观看在旋转展台上展演的物品般细细检视，仔细咀嚼每一种印象。
“……but now, at the age of fifty-three,one scarecely needed peopele any more.Life iteself, every moment of it,every drop of it,here,this instant,now,in the sun, in Regent's park,was enough.Too much,indeed.A whole lifetime was too short to bring out,now that one had acquired the power, the full flavour; to extract every ounce of pleasure, every shade of meaning; which both were so much more solid than they used to be, so much less personal.
这一人物特性结合伍尔夫选择的写作手法，使得《达洛维夫人》对现在的读者而言很难读。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事发生。没有战争，没有偷窃，没有谋杀，没有复仇，没有偷情，没有卖淫，没有引诱，没有忏悔或激情的剖白。大多数时候，人物只是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散步，过程中看见种种人与事，手上进行无关紧要的动作，同时脑海中泛起杂乱的思绪。小说中唯一称得上事件的便是，达洛维夫人在准备她的晚宴，晚宴进行，而赛普蒂默斯自杀了。
但这种写作手法——伍尔夫的意识流——塑造了一种贴骨的真实，不是以真实的形而上面貌，不是概括化的真实，而是以“真实”被我们感官捕捉时的本来面目。伍尔夫提供了一种“立体主义”的视角，而我们就是这样认识我们自己、身边的他人与周围世界的。
在绘画中，立体主义是一种反传统透视技法的绘画方式，它将事物的多个方面一同呈现上来，铺展在平面的画布上。看似怪异的拼接反而展现了“真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塑造过程：这世界不是完美的静物，我们无法在看见事物的第一眼便捕捉其主要特质，甚至没有哪一种视角是权威的。如果要认识事物，我们便不应该对它的任何一个方面感到陌生。
伍尔夫的意识流是一种文学上的“立体主义”，这包含时间上与视角上的立体。也就是说，当我们行走、思考时，我们——正如书中的人物那样——我们是带着自身时间上全部的自我，我们的过去、现在与对未来的想象。我们大体上是统一的，但过去的思绪不断地从水下跳出来，如丝线般牵扯着我们，我们很自然地会进行比较，在童年与现在之间，在少年与当下之间，一次次重新建立起联系，而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我们关于“我是谁”的印象则随之细微地调整。
（在书中人物身上还有另一层作用，便是表现我们竟是如何成为我们曾经最厌恶的人，甚至是快乐地心满意足地这样做。18岁时初次听到彼得评价她“会成为首相夫人”，“是绝佳的女主人的材料”时，克拉丽莎是多么地伤心啊，她甚至偷偷哭了一场。到52岁时，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已将举办晚会，扮好女主人的角色当成她最主要的关注。）
另一层立体主义则是不同人物视角的叠加。要理解一颗并不算十分特殊的心灵，你光是倾听她自己的心声是不够的。自我省思有其盲区，你只能看到她拥有的、趋向的，而不能看见她缺少的，回避的。伍尔夫对达洛维夫人的刻画便是如此，单纯从达洛维夫人的心理活动出发，读者只能看出她热爱生活，她大体善良，待下宽容，能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极大的快乐，同时有一种与死亡相近的空虚笼罩着她。但达洛维夫人的形象很快便能得到补充。从她女儿的家庭教师那里，读者能听到这样一种评价，她从未强烈地爱过或恨过，她整日无所事事只知享乐，没有思想；从她的少时恋人彼得那里，读者能知道克拉丽莎有极强的女性魅力，她极富情感上的能量，能将人笼入她的情绪中。彼得欣赏她的才智，爱她，却一边抱怨她的残忍、冷漠、无情，她从未接受自己的感情；从达洛维夫人的儿时玩伴同时是同性恋人启蒙萨利处，你又能得出克拉丽莎对朋友有真挚的爱的结论，但萨利也承认她是个势利的人，她完全接受了人的阶层性与显贵的重要性那一整套思想。
如此，读者便认识了这样的一个达洛维夫人，她处于她所处的社会位置——一个英国保守党下议院议员的妻子——她不需要从事劳动，她非常需要被喜爱，她向往那些举止如同男人般庄重的老贵妇人。她认为自己的外表太女性化了，她并不强烈地爱自己的丈夫，她爱彼得（虽然她从未承认过，哪怕对自己的心），她没有真诚地生活过，因为一种模糊的恐惧。因为她的怯懦，也因为她感觉得出来，哪怕她尝试真诚地生活，她所能收获的也只有失望与失败（这种真诚的生活包括嫁给彼得，他们彼此其实深爱着对方）。于是她干脆让自己从浅表的印象中得到满足：玫瑰花、伦敦六月的清晨、晚会的成功，她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一块保留地，这块地她留给彼得和萨利，留给她对爱情与友情幻想与回味。这样的达洛维夫人是超越指责的，因为她只接受了有限的教育，因为她祖上开始便在英国王宫做点小差事，因为她是个女人而那时几乎没有任何职业对女人开放。
这种视角上的立体主义还带来了另一重绝妙的效果，便是任何他人的评价都不是权威的，因为评价本身便来自一个几乎对读者完全敞开的心灵，读者得以看见这心灵的有限性。任何评价，在指向评价对象，在勾勒出某种视角下的“她”以外，同等程度上体现了作出评价的人物本身的特质与倾向。以彼得为例，彼得与达洛维夫人在少年时便相识，并在这一生中都爱着她。在彼得对她的评价中，他认为她浪费了自己的才能，她将自己变得有限、平庸、虚荣。但这一评价本身亦显示彼得的志趣与特征，他理想主义，有书卷气，自视甚高，但同时是个失败者，是英国社会的边缘人物，精力无处释放。
如此一来，作者权威的声音消融了。这显示了市民文化的开端，知识与智慧如今分散在所有城市市民的头脑处。这也是知识分子的退却，超出预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生命与文明的践踏，显示出思想者并不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个世界。于是，作者让自己在作品中尽量地隐没，而只将一个美学上、道德上值得探究的世界呈现出来。
最后，这种“意识流”带来的立体主义还帮助读者感受“无形之物”：也即帝国主义处于崩塌边缘的英国，帝国的意识仍在上层阶级心中徘徊不去；死板的阶层意识如同徘徊的幽灵，帝国的象征，威尔士亲王、首相，这些人仿佛历史中发光的火炬，光是接近便令英国民众感到自己被历史的火光照亮（也许现在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带来的创伤，印度独立给英国上层阶级的影响。种种“无形之物”亦依靠无形的人物思绪展现。也许再找不到比稍纵即逝、毫无痕迹的思绪更好的载体来展现这无形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