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夏目漱石的《心》以及现代小说中的“角色”
谈谈夏目漱石的《心》以及现代小说中的“角色”
夏目漱石的《心》是其晚期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和细腻描绘而著称。本文将从现代小说的发展视角出发，探讨《心》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它如何体现了现代小说对人物刻画方式的革新。
夏目漱石的早期作品，大多关注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的处境，“针砭时弊”、“当头棒喝”，用这些话来形容，也是到差不差；不过在写作生涯后期，他的作品（例如《心》）就在更丰富的意义上转向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剖析或展示——这种或许存在的转向似乎留有大有可说的空间，不过对单纯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倒也不必太过重视。
在关于《心》的几个主要译本中，译者之一的林少华对此不吝夸赞，直言“这部长篇可以说是夏目漱石最为引人入胜的作品”；这或许有些夸大，但细读下来，作品发展上的蜿蜒曲折确实动人心弦，不过，这种“曲折”所在却值得单独一提。
“小说”是在现代社会才真正成熟的文学形式，因而是现代独有的艺术，其内部的丰富内容以远不同于“史诗”或“戏剧”的方式展开着；例如说，“推理”或“悬疑”只有在小说这里才成为独立的创作核心而非简单要素，成为一种“类”。
进一步说，与推理小说等玩弄“文字本身”的小说类型不同，传统小说以前所未有的谨慎态度关注着人物、角色或者说“人”的内心世界。以往的艺术形式，无论是“神话”、“史诗”、“戏剧”还是说“寓言”等，文字或戏中的角色往往持有一个稳定而坚强的立场，这并不是说，正派的人一定善良、反派的人一定邪恶，而是指角色的性格与心灵始终保持着一种统一而稳定的状态，从这个状态出发的角色的言行因而显得并不令人意外，好像创作者给角色画了一个圆圈，角色在圈里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活动，都不出离他的“本质”——但现代小说，起码大部分类别的小说，都已经跳出了这个范围。
“人是否存在一个本质？”——现代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倾向于对此做出否定的回答：笛卡尔的“我思”在相当意义上被视作一个设想，人的心灵或意识作为连续不断的意识流持续否认着一个稳定自我的存在，换言之，人的言行与内心情态并不存在一个可预见的发展或活动方向，存在着的只有连续而细微的“变化”。
传统小说将这种“变化”视作核心内容之一，《心》就是一篇典型作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用抽象的术语或词汇来“概括”小说内容或故事，因为这要么有损于小说本身，要么只是在讲述和小说精髓无关的剧情故事，我们只能试举两例来说明作品的关注重点。
在小说中篇的部分，主要叙述者之一的“我”回到家乡，与父母亲住在一起，此前我已经知晓父亲患有肾病。“我”刚刚大学毕业，拿到了毕业证，但对此却深感迷茫；与此相反，父母亲却大为高兴，他们似乎认为“我”成了大学生后的人生就一片顺利了，于是这种“无知的期望”让“我”心生恼怒，却又带有无从说明的无力。但是，在“我”心中不快而追问父亲时，父亲告诉“我”他因为病情，感到自己命不久矣，因此才会高兴于见证“我”的毕业；于是，“我”的不快和恼怒便转化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愧疚。可是，父亲的回答并没有解决让“我”不快的根源，而只是暂时性让他们遗忘了此事，这种根源，书中将之讽刺性地暗示为一种“乡巴佬的无知”，而无知与亲情结合在一起，让我的归乡生活既安心又别扭。
东京与乡村、知识分子与乡巴佬，数量繁多却微小的矛盾冲突并不在于把两者放在价值的天平两端进行衡量对比，而是说明个人与个人间始终存在着的，无法通过沟通交流而得到化约的错位——即使这种错位发生在血缘亲人之间。
在作品后篇的部分当中，“我”在东京认识的“先生”自述他对朋友“K”的一次隐瞒（欺骗）经历：那天，“先生”假装生病支走“K”，以求和另一位角色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在“先生”神清气爽地达到目的，回到家中时，“K”的第一句话是“病好了吗？”——于是，“先生”的舒适和喜悦（在复杂的背景下）转化为一种极为深沉的愧疚与不安，他简直想“跪下谢罪”，但因为他人的在场，这种当时的愧疚并不没有导致行动，也因此在之后的日子里不断折磨着他。
为什么“当时”没有道歉而在“之后”也不曾道歉？又或者恰恰是当时没有说出的“对不起”在之后掐住了人的喉咙？事实就是，情感与事态的发展往往将角色逼入两难的境界，旁观者对此也许说得明白，而亲历者即使看得清，心灵也迫使他倒地不起。
这只是作品在表达一些主题，但已经可以看出角色内心接连不断的变化和波动，而情感的细微触动将出现在任何地方：成为饭桌上亲戚盘问对象的恼怒、睡梦中陡然被叫醒的悚然、不合身的衣物在肌肤上造成的不快……这些边缘的、微小的心理，被视作拥有与个体在任何一个伟大时刻的情感相等的写作地位。传统文艺把角色摆在爱情与责任、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角色只有在选择他的方向时才会发生根本意义上的转变——现代小说否定了这种做法，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根本的心理状态或人物设定，也就无从谈起所谓“选择”与“转变”，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有一连串不可分的意识之流，角色在做出任何一个决定之前，就已经处于多变的心理当中。
生活中常有“如果那时……就好了”这样的想法，反映了当下情况的不尽人意，而这种不尽人意又展现出心灵的无可奈何：分手后与对象在街上偶遇、与朋友吵架后第二天点开他的秋秋账号、错过了最好时机而始终无法说出的抱歉或感谢……复杂的、尴尬的、令人窘迫的情绪以及与之相应的心理变化成为小说关注的中心，而这也就说明，试图谈论一名角色的“形象”是多么棘手而复杂的事情。
小说关注角色的内心变化，如果角色的心理框架十分稳定，那就要用故事来敲碎他心灵的坚硬外壳，让柔软的部分被放进新的模具中，从而展现在此过程中人物经历的痛苦、纠结、迷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就是刽子手，只是他以角色的惨叫而不是其死亡为最终目的。因此，如果读者在阅读完一篇（以人物为核心）的小说作品后，还能轻而易举地说出角色的所谓“形象”，那我们就不得不对作者的用心程度报以怀疑；反过来说，如果读者始终保有某位角色就“应该是那样”的心态去理解作品，而忽略了作者对角色转变所做的努力，那我们同样应该酌情考虑读者的意见。
再次重申，正是因为此类作品在展现人物心理上的多变复杂，我们才不得不以脱离作品的方式去谈论作品，在当今语境下试图说明《心》的艺术效果是相当苦难的，我们也不认为可以通过举例或摘要的形式把优秀之处截取出来让人体会，就像用把一瓢水泼在他人身上的形式让他人体验淋雨一样。
在我国（又或者是全世界）的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育因为应试上的要求并没有达到以上所说的深度，加上大学通识教育与社会再教育的缺失，最终导致大众对鉴赏与创作小说还停留在所谓“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与“叙事、心理、背景、内涵”等要素论上，而缺乏对角色心理的深层次感受与塑造。
与之相反，“剧情”与“逻辑”上的自洽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或许是因为高度商业化的流行文艺作品失去了对角色塑造的谨慎态度，倾向于用简单而鲜明的“人设”、“属性”、“印象”来吸引读者，从而导致“角色”的写作地位让位于“剧情”或“设定”——最终导致某种恶性循环，因为故事或剧情的变化终究不是来自于“逻辑”，就像生活远比故事更奇怪，逻辑的变化背后植根着角色情感与心理的状况，如果读者和作者无法对角色心理给出合适的说明，那故事的发展最终也会变成“合逻辑不合情理”的模样。
非常好的知识分享，我感觉我对母鸡卡的剧情有一点新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