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低的现状、危害和政策建议——海通总量前瞻25年“两会”系列4
我国生育率低的现状、危害和政策建议——海通总量前瞻25年“两会”系列4
当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低于世界水平的2.3，也已经低于1.5的警戒线。低生育率不仅可能削弱劳动供给、生产效率与社会创新，还可能抑制居民消费行为，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借鉴海外经验，建议我国逐步加大现金补贴占GDP比重至1.2%，并完善妇女就业保障和社会育儿支持。
我国生育率的现状分析
生育政策与人口变化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转向但作用不明显。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鼓励到严控，再到逐步放宽的演变过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3年鼓励生育，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1978年-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2014年至今鼓励生育。
当前我国生育率水平已经很低：一是我国生育率绝对水平低，截至2023年底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低于世界水平的2.3，也已经低于1.5的警戒线；二是我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快，1950-2023年我国生育率从5.8降至1.0，在主要经济体中的降幅仅次于韩国；三是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6-2.0区间内波动，一直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此外，我国育龄人口下行趋势明显，育龄人口的拐点早已出现，且育龄人口下降趋势短期或难扭转。
我国生育率低的潜在危害
生育率持续过低抑制人均GDP增速。从国际经验看，当生育率降至警戒线以下后，往往难以逆转，形成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进一步地，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可能抑制人均GDP增长。观察1960-2022年主要经济体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不变价GDP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生育率长期低于警戒线水平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增速普遍出现放缓趋势。
长期低生育率的危害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速放缓上，还会降低劳动供给、生产效率，并且不利于社会创新。低生育率导致居民消费占比下降。观察1960-2022年间各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人均GDP与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随着生育率逐渐下降，人均消费支出占比出现不同程度回落，而这背后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少儿群体的减少会直接降低家庭消费支出。第二，低生育率间接推高老年人口占比，而老年人消费意愿和能力较低。
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低生育率问题日益严峻，提升生育率不仅有助于促进消费回升，对于增强经济中长期活力也至关重要。我们预计，生育政策将成为2025年两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借鉴欧洲、亚洲国家及地区经验，可能的生育支持措施包括：
第一，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降低家庭育儿成本。育儿成本包括住房、生育保育、教育等，根据育娲人口研究院《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估算，我国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的成本与人均GDP的比值为6.9倍，仅次于韩国的7.8倍，而德、美、日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抚养成本/GDP在3-4倍左右。过高的育儿成本会对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带来显著的抑制作用。
借鉴海外经验看，家庭补助力度的大小是鼓励生育政策能否见效的关键。对于家庭补助支持力度大且应对及时的国家，例如北欧，家庭补助占GDP比重超过3%，其政策效果明显，瑞典生育率由1999年的低点1.5回升至近年来的1.6左右，丹麦由1983年的低点1.4回升至1.6附近，均回升至1.5的人口警戒线水平以上。而日韩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却有限，日本生育率自2002年开始止跌回升，但只回到1.3左右，韩国则从05年开始从1.12一度回升至12年的1.20，此后又再次加速下跌至目前的0.7。亚洲地区国家政策效果差主要是由于补贴力度低、且忽视现金补贴，日本在00-20年期间家庭补助占GDP比重为1.1%（其中现金补贴力度为0.5%，下同）、韩国为0.7%（0.1%），均低于OECD国家2.0%（1.2%）的平均水平。
2025年财政可能加大家庭补助力度以降低育儿成本，推动生育率企稳回升。当前我国生育现金补贴主要由地方政府出台，从海外经验看大规模的生育激励政策需依靠中央层面的财政发力，目前OECD国家家庭补助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为2.1%，其中现金补贴为1.1%，建议逐步提高我国现金补贴力度至OECD均值水平以上。如果2025-27年中国生育现金补贴/GDP分别为0.8%/1.0%/1.2%，针对0-5岁儿童发放的话，月均值分别为1682/2103/2523元，针对0-17岁青少儿发放的话，月均值分别为619/774/929元。
第二，加大妇女就业保障和社会育儿支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从海外历史经验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负相关，即女性在就业市场的参与往往会减少其在家庭的参与，这是由于女性的生育黄金期与职业上升期存在重叠，使得许多女性不得不在职业发展和生育之间做出选择，尤其是在社会没有足够的家庭友好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女性可能会推迟或减少生育，以维持职业发展。为了促进女性在生育和工作的平衡，欧洲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家庭平衡政策，北欧、德国等家庭平衡政策相对完善的国家在推动生育率回升上较为成功。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女性劳动参与率，2022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0.9%，高于全球均值的53.5%，也高于高收入国家的68.8%，可见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处在世界较高水平，为了降低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支持女性实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同样应成为未来政策的重点。
2025年政策可能从降低女性在就业中的不平等待遇、提高男性养育子女的参与度、加大社会育儿支持等多角度着手。
一是推动平等就业保障，降低女性在就业中可能面临的不平等待遇。根据2022年全球性别不平等指数，我国性别不平等指数为0.19，明显高于欧洲、日韩等国，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赋权、生殖健康等方面的不平等情况相对更高，未来政策或推动平等就业，为缓解女性在职业和育儿冲突中提供制度保障，包括确保男女就业机会均等、同工同酬、管理层女性配额等。
二是提高男性养育子女的参与度。受到传统观念和性别实际差异的影响，一般女性在家庭和育儿的投入时间较多，而男性的育儿参与相对较少。对比海外来看，自2022年以来欧盟国家父亲的法定产假为两周起，北欧各国的男性育儿假的休假比例在30%以上，而亚洲部分国家地区的育儿假使用比例相对较低，未来政策或推动增加男性育儿或陪产假期，同时落实相关配套措施，避免成为“纸面福利”。
三是加大社会育儿支持体系。当前我国3岁以下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超过三成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受行业发展阶段及服务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8%，也明显低于OECD平均水平36%，未来或支持加大高质量和性价比的托育服务供给。
风险提示：生育率发展趋势不可预测，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部分测算数据并非实际值。
本文选自海通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我国生育率低的现状、危害和政策建议——海通总量前瞻25年“两会”系列4
对外发布时间：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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