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伯家的苔丝》：被遗忘的女孩
《德伯家的苔丝》：被遗忘的女孩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19世纪末英国乡村女孩苔丝的悲惨命运。1998年，英国导演伊恩·夏普将这部经典小说改编成迷你剧，在BBC播出。尽管现在人们提起电影版的《德伯家的苔丝》时，往往会率先想起1979年的经典版本，但夏普导演的版本凭借其对19世纪末期英国乡村的深度还原，以及对当时那个被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笼罩的社会的刻画，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依然历久弥新。
《德伯家的苔丝》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农家女子苔丝的悲惨命运。虽然电影的拍摄时间距离它所描述的时代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但是透过电影，我们依然能够捕捉到历史的气息。工业革命、腐朽的道德、被压迫的女性……这些锈迹斑斑的往事再次被重新提起，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足够发人深省。
工业革命的滔滔大潮
逃不出的命运
这部电影以这样一句旁白开头：“一次偶遇，一句偶然间说出的话，就此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乍一看，这句话或许会被解读成是导演为了让情节显得更加环环相扣而使用的小技巧，但实际上，这句话所体现的深意远不止这些。
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早已让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人们心中原本根深蒂固的信仰被飞速发展的科技冲击，所谓的秩序开始崩塌，一切事物都在不稳定之中不断酝酿发酵。终于人们发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幸福，反而会带来更严重、更残酷的剥削，反抗成了可笑的儿戏。一些不愿在苦难中沉沦的人最终找到了自我安慰的方式：人们开始相信，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有安排，宿命论的思维开始甚嚣尘上。
尽管现在看来，宿命论早已从历史舞台上淡出，只有少数忠诚的信徒还将其奉为圭臬，但是这部电影中的很多细节表明，导演希望用一些关键的画面暗示观众，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摆弄着小人物们的命运，一切悲剧都注定发生。苔丝第一次前往亚雷家时，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正在磨刀的农夫，农夫对她笑笑，于是她也回报以微笑；然而画面一转，下一个镜头竟是从镰刀下面拍摄的，于是观众们在远近焦切换中看到，走向小路深处的苔丝身处镰刀利刃之下，命运的阴云在悲剧尚未降临时就已经笼罩在她上方。
金钱至上
在当时的英国，除了宿命论之外，还有另一种信仰在工业革命时期渐渐兴起：拜金主义。血统与阶层的概念全部作废，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人们尊重的目光也会随着钞票而轻飘飘地来。而与此同时，贫苦的农民被迫要和先进的机器进行毫无胜算的竞争，最终只能在机器旁边打起下手，成为了机器的奴仆。不断敛财的富人和吃不上饭的穷人，二者的冲突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刺耳的音符。
电影中的苔丝，精神被宿命控制着，肉体被机器控制着。她在农场分拣马铃薯，在火车站铲煤，做的全是男人才做的工作，可她和父母的劳动，依然难以养活家中的数个弟弟妹妹们。苔丝结束繁重的工作回到家里时，苔丝的母亲面对着她的关心却显得那么手足无措，最终只是无奈地说出：“我们必须吃马铃薯种子了！”
富人们并未给予穷人关怀和援助，同时也鲜有嘲笑穷人的富人，这看似矛盾的两种情况背后有着同一个可怕的原因：掌权者和富人们认为，富人是因为勤劳能干才变成富人的，而穷人是因为好吃懒做才落得如此下场。出于这种原因，冷漠的气氛开始在富人阶层之中蔓延。人们认为，一个人拥有金钱的多少，直观反映了这个人的品质好坏，于是富人对穷人的呼救置若罔闻，并自诩这种做法是天经地义。苔丝在把刚挤完的新鲜牛奶运到火车上时酸溜溜地说道：“伦敦人明天就喝到这牛奶了吧？……那些甚至连奶牛都没见过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们赶了两英里的路，只为了把牛奶送到他们手上。”
于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穷人们也开始相信，如果想要被人看得起，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择一切手段地获得金钱。苔丝的父母希望苔丝能够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于是三番五次把她送到别人的家里，希望苔丝可以衣食无忧，同时还能反过来帮助他们。然而，苔丝的父母这么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苔丝的离开毫不关心。当苔丝第一次离开家时，电影特地交代了母亲默默流泪、父亲发出一声长叹的镜头，尽管苔丝离家是他们一手安排的。事实上，他们比谁都清楚苔丝作为穷人家的女儿，走到社会上以后要面临的困境；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让苔丝过上好日子的唯一手段，就是要以某种方式让她变得有钱。于是，父母对于金钱的渴求中，也混杂了希望苔丝能够走出贫穷的泥潭的期望。冷漠的拜金主义和温暖的亲情，再加上文化程度很低的父母并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感，这些原因共同酝酿出了一种奇怪的家庭环境：每当苔丝受到了委屈逃回到家里，父母总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是在关心之余，他们还会有意无意地责怪苔丝没有“抓住机会，嫁到好人家”：“现在你把一切都搞砸了！”可是心思单纯的苔丝如何能体会到这种复杂的感情？生活的重击让她应接不暇，家庭的混乱又让她身心俱疲。在她眼里，自己成为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毫无价值的穷人，就算回到了家里也得不到应有的安慰。
于是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一切人性都被泯灭，剩下的只有钱、钱、钱。无论是对于富人还是穷人来说，苔丝的真实感受都不值一提，在他人眼中，苔丝不过只是一个可以用来赚钱的工具罢了。
腐朽的道德观念
对“纯洁”的执念
新婚前夜，苔丝对未婚夫安玑坦白了自己的过往：苔丝曾被雇主亚雷诱奸，并生下了一个短命的孩子。她并没有得到安玑的安慰，等来的只是无情的抛弃。她深爱的安玑只给她留下了一句沉重的话：“（我爱你是因为）我把你当作纯洁的自然之女，可你终究还是血肉组成的女人。”——可是女人的本质，乃至人类的本质，不就是血肉组成的躯体和血肉组成的心吗？
那时的道德观念认为，一个优秀的女性应该是“天真”而“纯洁”的，换一种说法，便是无知而易于控制的；离婚或婚前生子的女性会被看作是堕落的女人，并被打上“不洁”的标签，受到人们一致的鄙视——尽管她或许曾被欺骗、逼迫、虐待。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只有两种刻板的形象：《简爱》中的疯女子伯莎，以及《荒凉山庄》中温婉贤惠的埃斯特。换句话说，人们会给女人设定一套标准来判断她们是否“纯洁”，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女人会被社会唾弃。在这样的男性凝视下，女性不得不把“成为纯洁的女人”当作是自己的毕生目标，而忍痛割去自己对于提升自己或丰富生活的追求。
尽管苔丝曾试图掩盖婚前生子的事实，但喜欢嚼舌根的村民很快就发现了她的秘密，于是人们开始在各方面排挤苔丝。苔丝在农场上给孩子喂奶时，那些抽着烟斗、戴着礼帽的绅士们会驻足“欣赏”；苔丝一家的房东不愿给他们续租，把他们赶出了村子。若不是心软的牧师愿意破例为苔丝的孩子做基督葬礼，这个可怜的孩子甚至得不到一个葬身之所。
苔丝满怀深情地看着她死去的孩子，仿佛自己曾受到的伤害也随着他的生命而远去。“你有过什么机会呢？根本没有啊！”苔丝对孩子说的这句话，某种意义上也是苔丝自己的写照。事已至此，异样的眼光怎么也斩不断，她又有什么机会能够扭转现状呢？在舆论的声讨中，苔丝在人群中逐渐成为了一个被批判的符号，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的苦难经历，反而被人们全然遗忘。
女性的低下地位
女人在结婚后禁止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财产；女性工人的工资会被直接支付给丈夫；女人不可以主动提出离婚，除非她们可以证明丈夫虐待或遗弃她们……这些内容都真实地写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法律条文里。女性被认为是两性中更弱的一方，女人只能成为且必须成为对男性谦卑温顺的附属者。
令人心碎的是，这部电影中多次展示了苔丝性灵中的美好，比如她喜欢在说话时微微歪头，又或者她在出门前会执着地摘下她认为不好看的帽子。这些看似不经意间的流露，本应让人感到温暖，可是随之而来的悲剧让这些细节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同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性中赤裸裸的恶毁掉了苔丝所有美妙的愿景，她收起了笑容却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无数次想要反抗统治自己的男性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亚雷对苔丝喊出的那句“记住，我曾是你的主宰，我终将再次主宰你”无疑是当时男女地位的绝佳写照。
苔丝再次露出笑容，是在杀死亚雷之后。导演特地安排苔丝和安玑在一个码头上相见，晴朗的天空映着深邃的海面，微风吹起苔丝的长发，由衷感到幸福的她微笑着对她深爱的男人说出：
“安玑，我杀了他。”
如此一幕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可此时苔丝的心中完全是另外一番感想。她一直在试图躲避男性的压迫，可是男权的社会不愿意放过这个好不容易到手的猎物。终于，受尽委屈的苔丝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杀死亚雷。电影中被用于表现男性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一面的亚雷，在苔丝复仇的怒火中轰然倒地。苔丝已然犯下滔天大罪，但是她相信，只要自己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世界就不会再有机会刻意或无意地把她遗忘。
可是这个由人类塑造的冰冷无情的世界自有其名为“法律”的运行规律，毁灭性的打击来得那样迅猛，如同马勒第六交响曲中的重锤敲击一样令人胆寒。警察和他们所代表的所谓“正义”最终找到了苔丝，并将她处以死刑，于是这个世界对苔丝完成了它最残酷、最无人道的压迫，这场男人作为观众、女人作为演员的荒诞演出终于结束。苔丝的心愿轻轻飘在绞刑架的上空，依然无依无靠，依然无人知晓。
新世纪前夕的黑暗
热火中的一盆凉水
1998年，距离21世纪只剩几百天，全世界都在紧张地期盼新世纪的到来，乐观情绪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而此时，导演伊恩夏普却在《德伯家的苔丝》已经在1979年被改编过一次的前提下，再次对这部哈代的著作进行改编，让这样一部悲剧电影在新世纪前夕突兀地上映。
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奇怪之处。在原作中，苔丝被处死之后还有一个叙事情节：在英国乡间的草甸上，安玑和苔丝的妹妹丽莎正在为苔丝俯身默哀，哈代这样写道：“一旦积蓄了足够的气力，他们就站立起来，向着远方，手牵手继续走下去。”而在这部电影中，苔丝在旷野上被警察押送着慢慢走远的镜头便是最后一幕，随后只有几行字幕介绍了苔丝之后的命运。
身处那样一个绝望年代的哈代在作品里留下了希望的影子，而笼罩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息中的夏普导演却要把这个情节删去。
21世纪真有人们曾经想象的那么好吗？1999年1月，朴树发行了新专辑《我去2000年》,制作人张亚东曾在某档节目中谈及此事：“大家对2000年充满期待，觉得一切都会变得很好。结果，好吧，就是我们老了。”其实，不论是时间长河中的任意一秒，还是20世纪末的最后一秒或者21世纪初的第一秒，都不过是秒针“嚓”的一声罢了。在短暂的狂欢过后，一切终将归于平静，也难怪有那么多曾经心存期待的人们会有强烈的落差感。
回到电影上映的1998年，也许夏普导演是在试图用《德伯家的苔丝》，让狂热的人群冷静下来。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在世纪之交时对于人类历史中种种苦难的回顾，以此致敬、缅怀曾经的那些受难者。同时，这部电影也在提示新世纪的人们，不要再让曾经发生在苔丝身上的事情重蹈覆辙，也不应再有被遗忘的人出现。
深切的人文关怀
电影中有大量的旁白，其好处在于，讲述者可以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出发，更为冷静地讲述客观发生的事实，让观众对于情节有更为精准而全面的把控。这是改编一部百余年前的文学作品的极佳做法，体现了昔日的浪潮席卷过后的缜密思考，是人类对自己的反思。现在来看，这个“旁观者”和历史的讲述者，就是当今的我们。
然而旁白叙事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讲述者极易脱离故事发生的大环境，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批评者。导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在安玑抛弃苔丝后，苔丝曾试着追出房子去挽留他，却遭到了他的拒绝，此时的讲述者突然开始使用第一人称：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相爱的人……他们在各自的绝望情绪中独自沉沦。”
同时，画面中出现了一位老者，他对苔丝和安玑脱帽致敬，用微妙的目光注视他们许久，但他们根本没有理会，仿佛这位老者身处另外一个时空。
这一桥段的加入，使得讲述者真正融入到了故事中。这种融入并不只体现在讲述者和故事主角出现在了同一画面里，更意味着电影讲述的年代（19世纪末）和电影上映的年代（20世纪末）的短暂相遇。画面中的老者，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现在的我们。苔丝和安玑没有理会老者，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老者是来自于未来的人，他们无法预知未来发生的事；而老者却可以向他们脱帽致敬，这表明对于老者来说，过去的事情是可以被挖掘、被看见的。
这也正是夏普导演的高明之处：通过这样的安排，在整整三个小时的电影里和整整数十年的生命里一直被人们遗忘的苔丝，终于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被人铭记。人们终于看见了那个被遗忘的女孩，更看见了她内心中美好的性灵和美妙的愿景。深切的人文关怀，以这样的方式弥补了曾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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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来自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