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对当代儒学转型的独特意义
永嘉学派：对当代儒学转型的独特意义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浙江温州地区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其思想对当代儒学转型具有独特意义。本文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探讨了永嘉学派的主张，并分析了其对当代儒学转型的启示。
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内在地促进了南宋在经济等诸领域的爆发并走向鼎盛，两浙路是宋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促使两浙学人思想的转变，其中尤以永嘉学派开时代风气之先（永嘉,今温州地区）。永嘉学派与理学迥然异趣，理学重性理之学，而永嘉学派则重经制之学。经制之学，即可以经世致用的典制之学，如法度、资格、学校、荐举、吏胥、监司、实谋、茶盐、治势、水利、理财、兵制等诸方面，关涉国计民生的各个具体领域。相对于理学学者固守经学而不肯向现实事功靠拢，永嘉学人大多出经入史，长于从历史的盛衰、典制的演变中因革损益，寻找当下社会的出路。我们且仅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管窥一下永嘉学派的主张以及达到的历史高度。
永嘉学派政治思想管窥
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来，为了维护和加强专制，君权神授和君尊臣卑的观念就不断被有意识地强化，至北宋时期，理学家们还在用“天理”学说忠实地强化这一观念。虽然，在永嘉学人看来，君主依然是政治的主体，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质疑天授君权和君尊臣卑观念的合理性。薛季宣说：“舜称臣邻之说，语君臣之相依也。以言治己之道，犹仰臣邻之辅，故谓臣为己之股肱耳目。左右有民，教养之也；宣力四方，维持之也，是岂一人之所及，必假臣邻之辅，分职而治，君臣一体，而后可者也。”（《书古文训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
在薛季宣看来，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如同邻居般平等互助的关系，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而分工明确的共同体。显然，这对于一千多年来所固守的神圣至上的君臣观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消解。后来陈亮提出“君臣固当相与如一体”（《陈亮集》卷11《廷对》）的观点，与薛氏之说可谓一脉相承。
在此基础上，叶适进一步批评君权神授和君尊臣卑的君臣观，他认为这并非孔孟本义，乃是自秦以来儒学异化的产物。叶适曰：“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其后周衰，秦、汉乃卒用之。”（《习学记言序目》卷5《尚书·周书》）又说：“盖以圣人之道言之，既为之君，则有君职，舜、禹未尝不勤心苦力以奉其民，非为民赐也，惧失职尔。”（《习学记言序目》卷14《孟子·公孙丑》）这种思想无疑是对孟子“民贵君轻”观念的继承和发扬。而之所以造成君尊臣卑的状况，叶适认为是因为三代之后专制制度的形成。叶适曰：“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为封建而后王道行；秦、汉、魏、晋、隋、唐，必能不害其为郡县而后伯正举。”（《水心别集》卷12《法度总论一》）
秦首创中央集权专制，之后遂成“自天子以外无尺寸之权，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之势，然而，集权失之于王道政治，是故集权愈甚者立国愈短，“不旋踵而败亡”。叶适对于宋朝政制，主张取汉代封建与郡县调和论。叶适认为宋代政治之失就在于“尽收威柄，一总事权，视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昔之立国者，知威柄之不能独专也，故必有所分”（《水心别集》卷15《应诏条奏六事》）。因此，打破专制的办法就是分权。
从现代的立场来看，叶适等永嘉学人明确指出，专制之根本困难在于集权过度，发前人之未发之义。尤其，叶适在政治管理方面，强调制度建设重于道德修养，殊为可贵。
永嘉学派经济思想辑要
周行己非常注意经济民生之事，在北宋时，商贸经济就已经相当发达，因此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周氏上书皇帝曰：“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则铁钱必等，而国家常有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周行己文集》卷1）
宋代的“交子”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而周行己提出的“铁钱必等”“往来之积”的货币管理之法，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准备金”制度。后来，在宋徽宗时期，蔡京当权，铸造不足值的“当十”大钱，并超发货币，周行己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指出这样必将导致物价上涨等国家财政危机问题。
郑伯熊对财政之事亦有深刻的认识。其曰：“故财者，有国之司命；理财者，非可缓之务；议财者，非不急之谈也……一日非财，百事瓦解……出而伸其喙，剥肤槌髓以厌一人之欲……予夺敛散，其权在君；何事非君，治乱安危，其权在民……”（《议财论》）
郑氏认为财乃是立国之根本，一日不关注理财之事，国家则百事尽废。更可贵的是，郑氏对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财产观进行了批判和挑战：古代的君王一向认为天下民众的财产无不为君王所有，对百姓之财产予取予夺便成了理所当然。郑氏尖锐地指出，予夺敛散的权利虽然在君王之手，治乱安危的权利却在民众手中。郑伯熊这种财产与权利互动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以及“民产”和“民本”的观念，依稀有近代启蒙的意蕴。
叶适主张义利并举，并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提出了批评：“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9）
在叶适看来，所谓“抑末厚本”的传统之说并非“正论”，在春秋及以前，不但不会抑末轻商，还会实行“通商惠工”的政策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之所以汉代以后实行“困辱商人之策”来抑制自由商业交换行为，是出于统治者“取天下百货自居之”的自私心理。在叶适看来，唐、虞、三代为“封建”时代，故王道可行；而自秦至唐，是郡县制的帝制时代，帝制为霸道之事，自然是容不得自由竞争的商业精神的。有学者认为叶适的这些思想主张“具有鲜明的经济自由主义理想性质”（朱晓鹏《叶适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有划时代意义。
可见，永嘉学人在经济方面创见颇多，也最具时代的“进步性”，西方有学者认为南宋已处在“经济革命时代”（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这显然离不开当时永嘉学人的理论贡献。
永嘉学派的思想启示
儒学本是以礼仪和礼制为其“本业”，体用兼备，自孟子始，即有重心性之学的倾向，到宋明理学这里，受佛学的影响和冲击，则更加偏向性理之学，外在的礼乐教化、经制事功之学越来越少，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尤其以朱、陆为代表的道学）相对于原始儒学反倒有“歧出”之嫌，而永嘉之学则有回归或正传之义。
永嘉之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儒家心性之学的微妙与高蹈确实让人沉迷，使历代的儒者极力“上达”而耻于言及制度创设之类的“下学”。但是，众多学人乃至于士大夫阶层都醉心于心性玄辨，而使政治投机者登临高位奴驭天下，有意或无意之中放任了帝制（专制）的无限延续。在这层意义上，自秦以下之儒者皆难辞其咎。当然，从本质上而言，永嘉学派还是关于维护封建专制（准确地说是帝制）的学说，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在“正统儒学”已经统领了一千多年的惯性下，开启或强化对经制之学的研究与建构，对于当代儒学的转型有其独特的启示意义。可以说，永嘉学派的出现，本质上是儒学内部相异于经学的批判与启蒙的思想运动，儒学的近代转型其实自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
显然，儒学执着于道德决定一切的理论建构，强调“一人正则家正，一人仁则民兴仁”的社会治理观，是有其局限性的，有导致泛道德化的倾向。黄仁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万历十五年》）其所谓“法制”乃是与人治相对而言的，是指一个制度体系（黄仁宇认为这种“法制”体系应该符合“数目字管理”的三大特征：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配、道德观念上的产权明晰化）。儒学一直缺少一种建立这种制度体系的工具理性，因此，儒学的任务就是要结合世界文明进行改造与创新，加强新的时代下“经制之学”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提供相应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