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护城河”真能防住敌军吗？水防手段用好了成效还是显著的
古代“护城河”真能防住敌军吗？水防手段用好了成效还是显著的
古代城池的护城河，作为一道重要的防御工事，其作用究竟如何？在两宋时期，护城河不仅有效阻击了敌军的进攻，还演变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边防战略。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探讨护城河在宋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以水防边的战略意义。
护城河防御效果如何？
以护城河为主体所构筑的城池外部防御体系，对有效阻击敌人攻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守住护城河，敌人的重型攻城器械就无法靠近城墙，也就不能实施更有效的攻城手段。
纵观两宋战争，宋朝在面对强大敌军围城时，能够坚持很长时间，甚至最终取得守城战役的胜利，护城河可谓是功不可没。
如南宋末年，静江府城（今广西桂林）依托护城河，有效阻击元军长达三月之久。在宋朝守城战役中，护城河往往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对象。金国和后来的元朝军队，对待宋城的护城河，大都采用土工作业的填濠方式。
目前能够见到宋代最早的围城填濠之法，是金国在北宋末年兵围太原城（今山西太原）时所采用的粘罕填濠之法。金军填濠使用的器械是依据手推车形状，通过在上面安置石木，并以生牛皮、铁皮包裹的洞子。
金军填濠所用物料主要是土木柴薪；针对金军的填濠之法，守城将领王禀使用灯火，借助大鞴（一种古代的鼓风吹火器）燃烧填濠物中的薪柴，使填濠物无法漂浮在护城河之上，从而达到防御效果。
虽然金军针对太原城护城河的填濠之法并未起到理想效果，但是这种方法却在日后被金军广泛应用于攻城战中，这一点在金军攻打东京城（今河南开封）的战役中得到了体现。为了预防宋军使用王禀的阻击填濠的方法，金军对填埋护城河的策略做了改进，由原来直接使用土木柴薪“填濠”，变成了“决水填濠”。
金军的填濠之法对日后南宋城防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改变了以往宋朝对少数民族只擅长野外骑兵作战的观念，有人开始依据战争实际情况提出新的保护护城河的构想，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需要。
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规，他针对金兵在围攻太原城和开封城中使用的填濠之法，提出两点构想：一是使用大炮这种远程杀伤力较大的武器，破坏填濠器械；二是在城墙内修浚新的城壕和城墙，通过构建“重城重壕”来防范善于填濠的部队。
从后来战争发展的形势来看，陈规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与其它城防工事一样，护城河能否发挥作用，除了看其修浚是否完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守城将领能否把握战机，充分利用护城河。
靖康元年（1126）冬，开封城遭围后，守城将领不顾天气严寒，认为城外护龙河水位太浅，不利于防守，竟然引汴水灌濠，护城河很快结冰，金军直接在冰上布板置草，并覆之以土。
面对金人的公然填濠，李擢等守城将领却置之不理，导致护城河被填垒殆尽。就这样，宋朝苦心经营多年的东京城护城河，在将领守御无方，贻误战机的情况下，几乎是形同虚设。金兵越过护城河十天之后，开封城沦陷。
多数宋将还是能够灵活运用护城河，有效抵挡敌军的攻城行动。宋宁宗开禧年间，金国以十万之众围困六合城（今江苏六合）期间，打算烧掉坝木，放掉壕水，后来被守将毕再遇指挥守军用劲弩将射退。
嘉定十四年（1221），李诚之守蕲州城（今湖北蕲春），多次击退前来决放濠水的金军，又“伏兵羊马墙中，俟其至，掩之入濠，死者甚众”。嘉熙元年（1237），蒙古军队围攻安丰城（今安徽寿县）期间，“填濠为二十七坝”，守将杜杲分兵扼坝，成功阻止了蒙古军经由土坝渡越护城河。
后来抓住有利战机，“募猛士夺坝路出兵”，给予蒙军以沉重打击。利用护城河成功守卫城池的战例还有很多，正是由于这些优秀将领指挥有方，才有效地发挥了护城河的防卫功能。
选择以水防边的缘起
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宋朝君臣眼见收复幽云十六州无望，开始转变对辽国的军事战略，由原来的进攻改为了防御。在失去燕云地区的前提下，如何重新构筑北部国防体系，就成了宋王朝必须解决的首要大事。
至于当时宋朝君臣设想过多少种防边方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从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在与大臣讨论利用方田构建防边体系的利弊之后，给守边将领的手诏中，可以看出宋初对构建北部边防体系的努力探索。
宋初防辽方案主要有依托大城、开掘黄河、建造长城、兴建方田等四种。依托大城的方案因无法防御辽兵扰边而放弃；以开掘黄河和建造长城御边的方案，因怕后人耻笑宋朝示弱而放弃。
从最大程度地限制骑兵南下的角度考虑，最终选择了兴建方田的方案，并将其确定为宋朝一项基本的防边国策。
宋太宗之所以选择兴建方田的策略，主要是采纳了何承矩的建议。起初方田方案的推行并不顺利，受到了部分大臣的抵制，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陈恕给出了抵制的原因：“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
宋太宗出于稳定军情的考虑，接受了陈恕的建议，“乃诏止令葺营堡，营田之议遂寝”。面对辽国的军事威胁，宋朝始终拿不出比塘泊屯田更好的守边方案，又经过三年的摸索，淳化四年（993），宋太宗重新采纳了何承矩的建议。
自此，宋朝拉开了旷同持久以水防边的序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宋朝君臣选择了以水作为北部边境国防建设的重要一环，其原因除了上述宋太宗所说的限制骑兵作战之外，还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
河北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河湖沟渠及沼泽地，这些星罗棋布的天然水源地正是北宋以水设防的前提条件。据杨军先生研究，宋辽在河北地区的边界线恰好位于太行山区的冲积平原上，这一带由于地势低洼，形成了许多湖泊。到了北宋时期，这一地区共有大小湖泊近三十个。
此外，河北地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河流分布相当密集。北宋时期，除了黄河北支流流经于此外，还有发源于太行山的拒马河、葫芦河、滹沱河等诸多河流，以及御河等人工开挖的漕渠运河。这些河流为河北平原带来了充足的水源。
在众多河湖之间又有大面积的沼泽地带存在。优越的水文条件使北宋河北地区以水防边的构想成为了可能。从前面宋辽边界地区的地理环境可以看出，只需要将现有的天然水源，经过简单的人工疏浚，使其连成一线，就可以有效的阻击辽国骑兵南下犯境。
其实早在后周时期，周世宗就已经注意到依托天然河流构筑防辽工事，罗璧说过：“五代失险，周世宗首于深冀间浚胡卢河为限”。虽然迄今为止，仍未发现宋朝继承后周防辽举措的确切记载，但是从宋人日后的行径来看，以水设防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然后配合其他防御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北宋北部边防的兵力部署。
正如吕陶在出使契丹国之后，所上札子中说的那样：“惟塘水一事，极可御冠，……沿堤各置寨铺守把，比之据高设险，则用力最省，为备最大”。从吕陶的话中可以看出由于以水设防节省人力，因此受到了宋人的推崇。
女真族和以往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善于骑射，尽管在野战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却不擅长攻城和渡水，这种状况直到辽国灭亡仍没有得到改善。
也正是基于辽兵作战特点的考虑，宋朝才考虑以水设防，直到宋哲宗时期，当渭河改道流经辽境，有人担心辽国会借机营造浮桥长驱南下时，大臣苏辙确认为：“契丹长技在于鞍马，舟揖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系桥，当先两岸进筑马头，及伐木为船，其功不细。
契丹物力寡弱，势必不能，就使能之，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辄移文诘问，必毁而后已，岂有坐视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足见辽兵不擅渡水是宋朝选择以水设防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水防边的军事效果
规模庞大的水防工程对北宋河北边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从空间角度来说，有效地遏制了契丹铁骑任意选择南侵路线，增强了北宋军队的防卫能力。
以前，河北平原几乎无险可守，契丹骑兵随处可入，任意驰骋：“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兵法谓走不逐飞，步不逐骑，较然可知矣”。
自“水长城”修筑之后，北宋以水设防，给契丹的军事行动带来很大的不便。西起雄州（今河北雄县），东到大海的边界线上，“多积水，契丹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这就从空间上大大缩小了北疆防守的范围，使得河北地区“边境千里，塘水居其八，得以专力而控其要害”。
改变了宋朝以往无险可守，全面布防，兵力分散的不利局面，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恃险拒敌。其实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前，宋军就可以凭借河北水防工程的防御优势，在据险御敌的同时，把握有利战机，选择主动出击。
《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宋军在宋真宗前期，几次主动出兵入辽，并取得了较好战绩。或许正因如此，北宋终其一朝，都十分重视宋辽边境水防工程的修建。其次，从时间角度来看，水防工程给契丹南侵带来诸多限制。
因为春天开河，夏秋水汪时，“水长城”能较有效地阻止契丹铁骑南下，迫使辽图多选择天寒或水涸的季节南侵，这个时候北宋实施坚壁清野策略，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正如治平四年（1067），陈襄出使契丹回朝之后所说：“边防诸郡，深池高垒，有陂塘沮洳之阻，无戎马奔冲之患。
万一有寇至，不过坚吾壁以守之，清吾野以待之”。坚壁清野理当可以应对秋冬之际的契丹骑兵。
水防工程对北宋边防虽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除了工程自身存在的一些不利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这仅为整个北宋河北地区防边体系中的一环。
实际上整个河北地区防边体系是由三部分构成：“塘泺、方田、稻田、榆塞为之险，城、堡、寨、铺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户为之罗”。这些人为因素加上天然河流湖泊才真正构成了北宋北方边境的防御体系。
水防不会被破坏吗？
自宋太宗确立以水作为防辽工事的一环开始，水防战略就始终存在，并在北宋中期其建设规模达到了顶峰，之后开始走向衰落。到了宋神宗时期，部分水防工程（尤其是塘泊）已经遭到了破坏，其原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
从自然方面来说，首先就是黄河对北宋水防工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黄河多次改道，对所经地区的河流和塘泊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大河横流……浊水所经，即为平陆”。
其次，作为北宋人工水防工程主体的塘泊，除了受到黄河改道的影响，也受到其他河流所带泥沙的困扰：“如滹沱、漳、唐类皆湍猛，不减黄河流势，轻易不常。民田因缘受害，或沙积而淤昧”。
上述提到的各条河流，属于海河水系，是塘泊主要水源地，这些河流大都发源于太行山区，水中携带了大量泥沙，进入塘泊之后，泥沙沉淀淤积，导致塘泊逐渐淤浅，甚至消失。
从人为方面来说，首先，由于地方官员荒于对塘泊的治理和维修，导致了许多塘泊逐渐湮灭。早在宋仁宗时期，宋祁就认为塘泊不过“百年计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岁淤而月厥。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为平原矣”。从日后塘泊维护过程来看，宋祁的担心不无道理。
自从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两国始终处于冷和平的状态，不少地方官员防边意识日趋淡薄，进而对关乎北宋国防命脉的水防工程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熙宁五年（1072），东头供奉官赵忠政就意识到：“界河以南至沧州城，虽有塘泊二百余里，其水或有或无，夏秋可徒涉，遇冬冰冻即无异平地”。
熙宁九年（1076），高阳关路安抚司上报朝廷，说明了信安军（今河北霸州东北）、乾宁军（今河北青县）的塘泊：“昨因不修，独流决口，至今干涸”。其次，一些官员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面对部分淤淀干涸的塘泊，不仅不时常疏浚，反而将塘泊中的过多积水泄去，甚至雇人耕佃塘泊，以充私用。
人为因素进一步加速了部分塘泊的湮灭。面对塘泊所遭受的破坏，宋廷起初是积极应对的。如沧州（今河北沧州）北三堂等处的塘泊水源来自黄河，熙宁初年黄河改道，这些塘泊出现了淤淀。
于是“程防尝请开琵琵湾，引黄河水灌之，其功不成。（阎）士良建言堰绝御河，引西塘水灌之。今从其请”。宋朝通过改变水源地，来解决因河流改道而导致的塘泊湮废问题。针对部分地方塘泊失修事宜，宋朝君臣也是认真对待的。
如上述熙宁九年（1076），信安、乾宁军处的塘泊因失修出现了干涸现象，高阳关路安抚司“乞于朴桩堰南引御河水注入”。宋神宗批复：“闻近岁塘水有极干浅处，当职之官颇失经治，可于两路各选委监司一员，以巡历为名，点检具阔狭深浅，画图以闻”。
很快河北东、西路提点刑狱韩正彦和韩宗道就将出现淤淀干浅的塘泊所在地上报了朝廷。朝廷下诏：“河北屯田司相度当兴修所在，计工料闻奏，其官吏仍令东路转运司劾之”。通过这次大范围的修护，河北地区一些塘泊出现干涸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到了宋哲宗时期，情况出现了很大变化。元祜二年（1087），右司谏王觌言：“河北塘泊之险，以大河横流，涨为平陆者数百里，敌骑之来将通行而无碍矣，而莫有任其责者。此边吏之不肃也”。
这个时候黄河改道对河北部分塘泊带来的破坏，已不是简单通过变更水源地就能解决的。元祜四年（1089），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泊，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
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宋廷已经意识到此时河北地区水系状况出现了极大改变，这直接影响了当地水防工程的实际效果。为了解河北地区水防工程的现状，朝廷委派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前往河北地区实地勘察。
从河北地区回来之后，范百禄给出了他们考察的结论：“塘泺虽有限河之名，而无御敌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蹇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此时的“水长城”已是名副其实了。
作者观点
北宋选择以水防边是根据当时宋辽边境的地理环境，以及两国军事力量对比而采取的特殊国防策略。这种策略实际上是以牺牲部分土地为代价，营造一条专门限制辽国骑兵的“水长城”。这条“水长城’’对当时的辽国，以及后来金国和南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