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联盟政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外交》
新书推荐：《联盟政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外交》
（本图片为AI生成）
“联盟”指主权国家对彼此安全做出互助性承诺的关系。联盟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本书系统检验了现有关于联盟和伙伴关系的理论，从逻辑、方法和经验层面阐述了现有理论的特点与局限，并提出了“能力分异理论”“再结盟理论”“功能分异理论”“谈判能力理论”“协调对象理论”。依据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外交的实践，本书阐述了5个欧洲大国和9个欧洲中小国家的联盟与伙伴关系，揭示其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本书以西方学者熟知的案例挑战了西方学者提出的经典理论，改进和完善了关于联盟和伙伴关系的理论。本书广泛利用了英文、德文、中文的原本或译本档案，检验了新理论并重构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持久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作者简介
黄宇兴，1987年3月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哈佛大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牛津大学、特里尔大学、中欧大学、卡特中心、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等担任访问学者，出版专著 China's Asymmetric Statecraft: Alignments, Competitors, and Regional Diplomac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23）；在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冷战国际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际交流合作等项目多项；曾获北京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仲英青年学者等奖励。
本书目录
- 导论
- 第一章 对既有研究的评估
- 第一节 大国的协作与履约
- 第二节 不对称联盟的运行
- 第三节 小国集团政策协调
- 第二章 能力分异理论
- 第一节 理论假设
- 第二节 法苏联盟
- 第三节 英法协约
- 第四节 法意协定
- 第五节 德意联盟
- 第六节 德苏协定
- 第三章 再结盟理论
- 第一节 理论假设
- 第二节 法国背弃对苏联的承诺
- 第三节 意大利履行对德国的承诺
- 第四章 功能分异理论
- 第一节 理论假设
- 第二节 德波结盟
- 第三节 德匈、德罗结盟
- 第四节 德保结盟
- 第五节 德南结盟
- 第六节 德芬结盟
- 第五章 谈判能力理论
- 第一节 理论假设
- 第二节 法、捷、罗联盟转型
- 第三节 德、匈、罗联盟转型
- 第六章 协调对象理论
- 第一节 理论假设
- 第二节 小协约国的对外政策
- 第三节 波罗联盟的对外政策
- 余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试读部分
大国关系的类型
“大国”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面临卷入武装冲突的风险。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但可以维护国家生存，还可以扩大国家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中等国家或者小国的军事能力较弱。它们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保证自身的生存。技术革命扩大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军事能力差异。1914年之前，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几乎使用相同或相似的武器。例如，比利时的军队在各层级的编制和装备几乎与法国军队完全相同。然而，1914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1939年，小国已不能够再生产大多数主战装备。这进一步凸显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能力的根本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与小国的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在后续讨论中，笔者不再区分“中等国家”和“小国”，而将“中小国家”简称为“小国”。
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军事投射能力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笔者将“大国”定义为在某个地区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的国家。既有研究提出了界定“地区”的办法。穆西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指出，一个“地区”应具备三个特征，即地理邻近、互相依赖的安全关系、共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地区是一个具有独特和重要的安全关系的次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国家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地区内的国家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这些国家不能在排除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情况下考虑自身安全问题。阿拉加帕的概念比较严谨，但三个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例如，中国与巴基斯坦互为邻国，两国的安全关系也很密切。但是，中巴两国并无类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布赞给出的概念存在局限，却揭示了地区分析的政治特质。例如，美国在东亚地区没有领土，但有重要的军事存在。这种存在将美国安全与东亚安全相联系，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不可能忽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由此，笔者采用了布赞的概念：一组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国家属于一个地区。
此外，张景全提出的“同盟视野”的概念对笔者限定联盟或伙伴关系的地区属性颇有帮助。在他看来，同盟视野是指联盟成员国家基于安全和军事利益对地理空间范围的界定。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因此，笔者仅研究地区性联盟或伙伴关系的形成与运行。在一个联盟或伙伴关系中，大国或小国均必须为某个地区的成员。例如，1919—1941年的美国或者日本在欧洲没有军事存在。因此，美国或日本不是“欧洲国家”，更不是欧洲的“大国”。美国或日本与某个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盟或伙伴关系（如德国与日本之间的联盟）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依据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安全冲突和安全承诺，大国间的战略关系可分为四类：敌对性竞争、预防性竞争、战略性合作和联盟。前两类为冲突关系，后两类为伙伴关系。联盟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即有安全承诺的伙伴关系。在冲突关系中，安全承诺是相关国家为防止武装冲突爆发或管控武装冲突升级进行合作的预期。在伙伴关系中，安全承诺是相关国家对在爆发武装冲突时进行互助的预期。
若各大国能够承受冲突带来的成本，则大国之间形成“敌对性竞争”关系。例如，1933—1938年，德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存在竞争。德国谋求吞并奥地利，而意大利反对德奥合并。1933年，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曾对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β）承诺，意大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障奥地利独立。如果奥地利需要，意大利会出兵援助奥地利。1934年，意大利与奥地利、匈牙利签署了《罗马协定》。缔约国协调彼此的外交政策，推动建立关税联盟，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德奥合并。陶尔斐斯遇刺后，意大利出兵防止德奥合并。德意两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意大利仍然反对德国以突袭的方式吞并奥地利。1937年至1938年2月，意大利不断敦促德国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在德奥合并实现之前，德意两国共同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并未消除两国之间的安全利益上的冲突。德意竞争时间较长，自1933年开始至1938年结束。这一期间，双方竞争程度较为激烈。这种竞争不仅严重限制了两国各自外交政策选择的空间，而且可能升级为武装冲突。因此，德意之间存在“敌对性竞争关系”。
若各大国不能承受冲突带来的成本，则它们会控制冲突的影响。当各大国对防止或管控冲突形成安全承诺时，它们之间形成了“预防性竞争”关系。例如，冷战初期，美国和苏联都谋求针对对方的优势。这使得美苏关系危机不断，如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此后，美苏逐渐意识到擦枪走火的战略风险和发展军备的经济负担。由此，美苏开始就危机管理和裁减军备进行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关于战略武器控制的协议。美苏达成军控协定是大国之间形成“预防性竞争”关系的标志性事件。
若大国间有安全合作而无安全承诺，则大国间可以在具体问题上针对特定国家形成“战略性合作”。例如，1877—1878年英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存在战略性合作。两国均反对俄国使用武力肢解土耳其。游弋于土耳其海峡的英国舰队可在俄国与土耳其战事升级时介入。而奥匈帝国可从陆上介入。俄国缺少黑海舰队的情况为奥匈帝国切断俄国补给线提供了可能。俄国只能通过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和黑海之间狭长的通道从陆路向土耳其前线运兵。从俄军背后切断这一通道对奥匈帝国并非难事。英国和奥匈帝国有能力抵制俄国，但英国和奥匈帝国缺少对彼此的安全承诺。一方面，英国不愿意在未获奥匈帝国支持的情况下与俄国发生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奥匈帝国不愿放弃与俄国达成关于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可能性。英国和奥匈帝国都试图抵制俄国，但都希望避免对方利用本国与俄国斗争。英国曾提出对奥匈帝国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奥匈帝国攻击俄国的条件。对此，奥匈帝国虚与委蛇。正如英国所估计的，在对俄政策上，奥匈对英采取了“平行而非共同”的政策。这种判断反映出了英奥战略合作的主要特征。
与之相比，联盟或同盟（alliance）意味着相关国家存在预先的安全承诺。联盟指两国或多国在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关系。联盟成员彼此做出安全承诺，在联盟成员与联盟外某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期望可以得到盟国的支持。因此，联盟定义了潜在的朋友和对手。联盟存续以年为单位。因此，笔者将联盟维持1年作为结盟成功的最低时间门槛。联盟形成并可以至少维持1年视为“结盟成功”。联盟无法形成或者形成后在1年内解体视为“不结盟”或“结盟失败”。
根据安全承诺的形式，格伦·H.斯奈德（Glenn H.Snyder）将联盟分为“正式联盟”（alliance）和“非正式联盟”（alignment）。一般而言，存在多个大国的国际体系比仅存在两个大国的国际体系中更容易出现大国间的结盟。若大国之间的安全承诺由条约保障，则大国之间形成正式联盟。条约往往规定了履行安全承诺的具体条件和形式。例如，1854年3月，俄国军队越过多瑙河（Danube）攻击土耳其引起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疑虑。通过策动巴尔干的民族主义运动，俄国可能将多瑙河变成自己的内河。4月20日，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了联盟条约。两国互相保障彼此的安全，并将对一国的攻击视为对两国共同的宣战。此时，英法与俄国之间已经爆发战争。因此，普奥试图以结盟保障两国免受或减缓来自法国和俄国的压力。普奥商定，俄国逼近巴尔干山脉的军事行动将引发普奥对俄发起攻击。根据军事协定，普鲁士应在当年6月前部署20万军队；奥地利应在当年7月前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加利西亚（Galicia）部署25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判断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将根据联盟成员是否履行针对敌国的联盟条约的义务。例如，普奥结盟后，普鲁士不但没有追随奥地利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反而破坏了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the German Confederation）内动员军队的计划。普鲁士还允许俄国利用其港口规避英法对俄国的禁运。俄国对奥地利的政策极为愤怒，但对普鲁士的政策则心怀感激。俄国的态度从反面证明了普鲁士没有履行与奥地利结盟的义务。
斯奈德定义的“非正式联盟”与孙德刚定义的“准联盟”存在相似之处，即强调主权国家可能通过条约之外的方式形成和展示联盟关系。若大国之间的安全承诺以政策声明形式出现，则大国之间形成非正式联盟。1904年英国与法国达成了关于非洲殖民地问题的协定。随着英法与德国关系的恶化，英法之间逐渐形成了针对德国的联盟。在法律层面，英法之间没有任何联盟条约界定双方对彼此的安全承诺。1912年11月，英法确认它们之间的军事人员的谈判没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声明，军事当局之间的磋商不意味着任何一国政府有义务在战时援助另一方。双方同时声明，如果一方遭到第三方的攻击，那么两国政府应当立即展开磋商，以便讨论应对侵略和维护和平的措施。如果双方认为有必要采取共同行动，那么双方将考虑参谋部门之间的协作以及后续措施。如果比较1912年英法声明和1893年法俄联盟条约的条款，除文字表述存在差异外，两个文件的条款在内容和精神上均高度一致。至此，英法之间不仅制定了详细的陆军和海军的联合备战计划，而且双方承诺在遇到危险时互相磋商并采取共同的应对措施。此外，英法均曾向俄国表达了如下意见：如果法国遭到德国进攻，那么英法将共同作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法军假定可以获得英国的支持。因此，英法之间存在典型的非正式联盟。又如，后文将讨论的1936年英法针对德国的联盟也属于非正式联盟。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法之间也没有正式的互助性的安全承诺。然而，英法领导人均认为两国已经结盟。1939年英法共同对德国作战体现了两国履行对彼此的安全承诺。由此，笔者将根据联盟成员是否履行针对敌国预先达成的默契判断非正式联盟中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