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笔下的敦煌守门人——王道士
斯坦因笔下的敦煌守门人——王道士
1900年6月22日清晨，守护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王道士因此被冠以"国贼"之名，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为小利而出卖文物的国贼，还是一个被历史误解的普通人？让我们通过斯坦因的考古笔记，走进这位被历史聚焦的小人物的世界。
斯坦因（1862-1943）
一个虔诚的守护者
王道士名叫王圆箓，出身贫苦，光绪年间辗转到甘肃当兵，接触到道教后皈依，又走到莫高窟而定，发愿修窟。斯坦因在他的考古笔记中这样描述王道士：
“大约在8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他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通道。其余的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流沙……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后来他还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每一笔都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过这里面的一分一毫。”（P37-38）
斯坦因对王道士有诸多正面评价，诸如“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P33），“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P34）。可以看出王道士的心思很简单，重修庙宇，功德一件，乐此不疲。
一个虔诚而无知的道士
斯坦因记录了王道士是如何无知，我们不难想象一个没有文化的虔诚道士会如何“尽心”修缮保护圣地。从斯坦因隐隐得意的字里行间，也看到了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入斯坦因的圈套。斯坦因也正是在有一天，借蒋师爷之口，宣称自己冥冥之中是玄奘的继承者，而使得迷信的王道士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一场无奈的交易
斯坦因记录的这些细节有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场景。王道士不但自己帮着斯坦因从密室搬运文书，而且还请来了一个助手。他没有意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这也并不奇怪，他曾三番五次向官府报告这批文物，都被冷眼相待，那么多有学问有地位的人都看不上，我们怎么能责怪他一个没文化的道士糟蹋东西呢？
斯坦因对王道士如何答应他运走敦煌文书有十分详细的记录，我们能看出王道士的内心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好像是“钱”。而王道士要钱是想做什么呢？是做功德，修缮庙宇。我们当代人生活在一个对传统精神“祛魅”的时代，如今很难相信一个人单纯地愿意为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付出所有。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的人，的确会受到更多信仰层面的感召。所以，与其说是王道士为了钱把敦煌文书出卖了，不如说是他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做功德的执念，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这一点也可以从斯坦因和蒋师爷反复强调玄奘这一点得到印证，他们反复强调冥冥之中与玄奘的联系，就是抓住了王道士的这一点软肋。
一个被误解的守护者
从斯坦因的角度看，王道士显然是已经说服了他自己，认为自己实在做一件有功德的事。这最后一幕情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王道士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可是不管怎样，藏经洞的经书已经被外国人运走了。随后的事情大家都晓得：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来到藏经洞，又运走了6000余经卷和数百幅画；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运走了2万余件写本和几百幅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粘剥了12幅壁画。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和华尔纳，他们每个人都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敦煌这批文物运走后，也进行了系统而充分的研究，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无论怎么说，都确凿无疑地属于“盗窃“。
叶昌炽在敦煌文献流失后曾感慨：“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这句话也足以让我们后学警醒。我们不仅有守护国家文物的责任，还有研究和发扬中国精神文化的使命。唯有我们精益求精，开拓视野，文物古迹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才能使王道士的遗憾砥砺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