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从仕途坎坷到心学巅峰的传奇人生
王守仁：从仕途坎坷到心学巅峰的传奇人生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他创立的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为您讲述这位从仕途坎坷到心学巅峰的传奇人物的一生。
明宪宗成化八年，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王秀才家中喜气洋洋，一子呱呱坠地，取名王云，寓意乘云而来，志在四方。王秀才，名王华，九年后荣登状元，仕途一帆风顺，终至南京吏部尚书之尊位。王华之父王天叙，雅好竹韵，于居所之轩外广植竹林，每日徜徉其间，吟咏诗词，颇有魏晋遗风，人皆尊称为竹轩公。传闻其家族渊源深远，乃琅琊王氏之后裔。
王云自幼聪慧，然至五岁尚未开口言语，令祖父王天叙忧心如焚。一日，有和尚路过，闻其名，淡淡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王天叙恍然大悟，遂改“王云”为“王守仁”。此名取自《论语》，寓意坚守儒家之道，仁德为本。
少年守仁，不负祖父所望，更胜其预期。他认为科举非首要之事，读书修身、成圣成贤方为人生真谛。眼见义军蜂起，他立志精研兵法，十五岁便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虽未获采纳，却不改其志，反游历塞外，经略四方之志愈坚。
弘治二年，守仁与夫人归余姚途中，途经广信，特拜谒娄谅。娄公讲授“格物致知”之学，守仁闻之如获至宝。遂遍读朱熹之书，笃信南宋理学。为求物理之真，曾穷七日七夜之力格竹，然一无所获，反致病倒。自此，守仁对“格物”之说心生疑窦。
守仁既弃程朱理学，思想遂变。故屡试不第，直至弘治十二年，二十八岁参加礼部会试，方赐二甲进士第七人。弘治十七年，官至兵部武选司主事。武宗继位后，宦官刘瑾擅权，守仁闻其欲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毅然上疏论救。此举触怒刘瑾，遭杖四十，贬至贵州龙场为驿丞。因其在阳明洞讲学，世称“阳明先生”或“王阳明”。正是在此荒凉之地，守仁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之真谛，史称“龙场悟道”。此语道破求理之秘，谓人欲成圣，无须外求，当向内心探寻力量与道理，内心具足一切。自此，守仁确信“求理”之正途在于“内心自省”。
明代心学，滥觞于陈献章之启迪，经湛若水之雕琢，至王守仁之手终成大器。追溯其源，实则可至孟子之身。王守仁与孟子之间，不仅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连用词亦颇有相似之处。儒家双璧，亲孔者多立论为主，亲孟者则以破局为纲。黄宗羲便是将“破”之思想发挥至极致的佼佼者。然王守仁并未将孟子或孔子之思想视为僵化的教条，他反对盲目屈从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桎梏，强调个体之能动性。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七字，不仅意在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更呼唤着思想的自由与解放。心学，于此走上了与理学背道而驰的道路。
本文无意于评判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高下，但求另辟蹊径，探讨二者之异同。程朱理学之精髓，莫过于“存天理，灭人欲”之语。今人解此语，多带偏见，以为此乃理学之糟粕。然朱熹作为一代大儒，其言必有深意。此思想之萌芽，实始于北宋。当时版图虽不及元明之辽阔，但宋之富强亦为人所共见。嘉佑年间，王安石变法，虽理念先进，然因种种原因未能顺利推行，百姓亦受其害。保守派更受新党打压。为让一意孤行的皇帝了解民心所向，“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渐兴。其初衷仍在于使民安居乐业，让皇帝回归祖制之轨道。宋朝既已富强，维持稳定方为上策。故明廷乃至后之清朝，皆延续程朱理学，盖因其有助于统治阶级维持社会之稳定。
当王阳明贬谪龙场时，世人皆以为其将如陶渊明般避世隐居。然王阳明之志，非陶公所能及。面对困境，陶公欲摆脱困境以求心灵之宁静。而王阳明则立志成圣。故陶公诗中多叹饥寒之苦，而王阳明则在简陋草庵中抒发壮志：“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当时之世，内忧外患，政局动荡。王阳明虽遭贬黜，不能兼济天下，然其选择“独善其身”，自我图强。此实乃对社会之深刻反思与改革。在大时代之背景下，唯有人人自强，尤其是中下层人民具备思想与能力，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此等学术思想，势必触动上层既得利益者，故心学一直受到官方之打压。
在稳定与自强之间，隐藏着一条微妙的纽带，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兴衰，恰恰映照了儒家思想在不同时代的变迁轨迹。“存天理，灭人欲”所倡导的自我克制，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相契合，成为时代的强音。然而，至民国时期，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与孙中山等革命先驱所倡导的自强、解放思想等口号不谋而合，使其在后世的推崇中更胜明朝后期。诚然，以今人的视角来看，程朱理学的许多思想已然过时，但置于清朝以前的历史长河中，其存在亦有其合理性。
如今社会，常有声音批判儒家学说，认为它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此论未免偏颇。正如前文所述，同为儒家的心学与理学本身就存在差异，更何况儒家思想远非二者所能全权代表。统治阶级对传统学说的“有选择”的阉割，实乃导致诸多问题的根源。
正德十一年，王琼举荐王守仁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他终于迎来了仕途的转折点。在此期间，王守仁屡破盗贼，功勋卓著。正德十四年，他奉命前往福建平叛，途中得知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他迅速赶往吉安，召集义兵，发布檄文，出兵征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已上交兵符的王守仁竟仅凭一己之力，在鄱阳湖大败宁王十余万众，生擒叛贼。宁王之乱仅历时35天便宣告终结。
然而，这惊天动地的功绩并未换来武宗的嘉奖。当威武大将军朱寿听闻朱宸濠被擒的消息后，竟下令释放宁王，意图亲自与其较量。时过境迁，我们已难以想象王守仁接到这一荒谬命令时的心情。他是扼腕叹息，还是心灰意冷？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他最终将宁王交给太监张永，随后称病避世，专心讲学，致力于成为一位真正的圣贤。
正德十六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他听闻王守仁的平叛之功，加官进爵以示嘉奖。然而好景不长，世宗很快便对他冷淡下来。嘉靖四年，王守仁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其弟子开始讲学，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嘉靖六年，世宗任命王守仁为左都御史并总督两广兼巡抚，前往广西平叛。在启程前的夜晚，王守仁在天泉桥留下了心学的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标志着“阳明学派”已趋于成熟。
嘉靖七年，随着断藤峡叛军的剿灭，平叛之战告捷。然而，在凯旋之际，王守仁的肺病突然恶化。同年十一月，他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的舟中。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淡然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的离世让军民悲痛不已，纷纷着麻衣哭送。隆庆时，他被追赠为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他的牌位被供奉于孔庙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王守仁的心学后来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哲学家高濑武次郎曾言：“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于其培育了众多活跃的事业家，乃至维新时期的豪杰们所创下的震天动地的伟业，无一不是受到王学的启发。”由此可见，明治维新的成功离不开王阳明的贡献。就连日本明治时代的军神东乡平八郎也自称一生受阳明思想影响深远。然而，在我国，阳明学说在清代并不受重视，甚至有许多人不知王守仁为何人。当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大力推崇王阳明时，列强的炮火已经打在了神州大地上。为何我们摒弃的东西却能让他人变得强大，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