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葫芦引》：万古春归梦不归

《野葫芦引》：万古春归梦不归

《野葫芦引》是宗璞先生耗时三十三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家国情怀。这部作品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精巧的情节设计和深邃的价值立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熟悉人教版《紫藤萝瀑布》的朋友们，应该都还记得宗璞先生的名字。那个时候的我当然未曾想到自己十多年后会因为一部《野葫芦引》而牵肠挂肚。
《野葫芦引》是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宗璞先生耗时三十三载终成大器，主要分为《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和《接引葫芦》。不过，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交代了众人结局的《接引葫芦》未能在大陆出版，但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从香港代购，我自己阅读版本的出版社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供参考。
我个人对一部小说主要会从三个方面来评判其高下：价值立意、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这三个方面又分别和爱情、亲情、家国情有交织，为读者呈现了丰富又精彩的故事，这也是历史的一种“转义”。
价值立意
首先，这部长篇小说立意高远、气魄宏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和道德操守贯穿全书，并且在三代人之间获得了传承。每本书开头的人物简介，是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差序格局”而排布的，即故事以孟樾一家为圆心而依次展开。
孟樾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他深居简出，著书立志，常为时事发声。《东藏记》中，在物价飞涨的困苦之时，深知“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推辞了学校发放津贴的特殊照顾，转而与其他教授一起卖字换钱。《南渡记》中，碧初（孟樾之妻）为了帮助爱国进步的学生免于搜查之祸，自愿冒着危险回到有日本兵把守的明伦大学，将包裹烧尽。吕清非（孟樾岳丈）以死明志拒任伪职令人敬重。《西征记》中，军人严亮祖（孟樾连襟）为表明不打内战的决心，通过超越党国利益之争的死谏成就了永远的“归隐”。澹台玮（孟樾外甥）和孟灵己（嵋，孟樾次女）均非大学四年级毕业生，本无征调义务，却受家国危难感召，志愿从军。玮成了一位前线翻译官，而嵋则成为了野战医院的护士。其中，澹台玮之死在《西征记》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亦是一曲哀情至极的挽歌。澹台玮弥留之际，宗璞先生行文中难得地转了称呼——“我们的玮玮死了”。玮玮曾从雪白的腊梅林中穿过，去完成他的理想，却再也没有走回来。

（西南联大学生报国从军）
这一代代人在救亡图存大时代背景下的选择和坚守，是宗璞先生心目中的人格理想，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具有了一种令人佩赞的风神。如果说《南渡记》和《东藏记》更多地着眼于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西征记》则把这种精神进一步扩大，展现了中华儿女在亡国之祸下舍生取义的高贵品格。作者并没有亲历过战争，根据大量史料和采访才写就了《西征记》。炸惠通桥失去妻儿的老战；为把生机留给队友、以身作引从而支开追捕日军的十七岁女孩小木；熟悉地形带头钻地道、端着一张脏兮兮小脸的福留；身中数弹、临死前大喊“中国万岁”的团长陶欢留；不知姓名的中国女兵……宗璞先生以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再现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场面，也让《西征记》成为了另一座高峰。历史由伟大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理应赋予人民群众以崇高地位。
情节结构
其次，情节结构上参考了《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手法。小说语言风格优雅蕴藉，具有古典韵味。有很多情节暗设玄机，与后文的情节发展相互印证。
比如《南渡记》卫葑和凌雪妍的婚礼上，女方父亲引用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诗句，而这正暗示了这对爱侣将天人永隔的悲剧。婚礼上由澹台玹来做伴娘，也预示着将来卫葑和玹子的缘分。亦如五个女孩点蜡烛和狐仙交流，蜡烛的颜色和熄灭顺序刚好代表了各人的命运结局。最先熄灭的是由雪妍选的白色蜡烛，正象征她纯美圣洁的人物形象，而《东藏记》中，雪妍正是因为浣衣时失足落水而长眠于龙江旁。蓝色深沉孤僻，内敛冷冽，由峨挑选；绿色清新明媚，直率通透，由玹子挑选；红色温暖热情，烂漫无邪，由嵋挑选；黑色，带有一丝神秘和邪恶，由吕香阁挑选。这几只蜡烛依次熄灭，对应的人物结局可以从《接引葫芦》中略知一二。
又如澹台玮之死，《西征记》开篇以后就留下了若干线索，比如玮玮来看阿难时想的是“如果我死了，你会记得我么”，开玩笑时说“如果我负伤了，就去找嵋”，都是一语成谶。及至他和殷大士在庙中话别——“他想再看一看大士，可他没有看见她。他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但其实玮的结局最早可追溯至《东藏记》，作者写他二人相处，“他们命运不同，寿幺不同，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心上拥抱着对方的笑容”。
庄无因和嵋的情感结局也早有伏笔，《南渡记》中无因送了嵋一只萤火虫镯子，不料却被小偷偷走。《东藏记》无因骑马时曾回头一笑，“这一笑停留在嵋的记忆中，似是一个特写镜头，和那骑马的身影一起，永不磨灭”。如果二人果真白首偕老，怎会只有记忆相伴？更何谈磨灭与否？因此这也分明写清了因、嵋二人鸳盟难成。像极了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见的《金陵十二钗》画册的曲目，《野葫芦引》也有序曲、间曲，《接引葫芦》最后是一首终曲。结合序曲《归梦残》，其中那句“却不料东飞伯劳西飞燕各西东，又添了刻骨相思痛”，便知这合该是因、嵋二人的判词。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除了序曲和间曲，读者凭借着历史知识对于人物结局其实也能猜测个八九不离十，可以说各人最终的归宿早已经剧透了。“……五朝宫阙应谁主，各自有新图。豆萁自燃，将豆来煮……万众欢呼望新途，又怎知新途荆棘路……”，《北归记》的间曲透露了抗日后的内战背景，知识分子面对国共两党之争的不同选择。留在大陆的人自然是怀着期盼的，然而越知道历史走向却也越不忍翻开后续的情节，这使得《北归记》所述的短暂宁静氛围反倒令读者不安。北归之后的大动荡从序曲《归梦残》可以窥见一二——“奈何桥上积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这种大悲大恸隐藏在文字背后，作者将结局早早摊开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翻开那段晦暗的记忆，一点点去挑开旧时的伤疤。
人物塑造
不过，在人物塑造上，《野葫芦引》令人稍感遗憾。个人觉得这种不足主要体现为两点：一则人物的复杂度和层次感相对单薄，二则澹台玮和殷大士的恋情发展缺少渐进感和完成度。
人物的复杂度和层次感相对单薄，即正面人物全无缺点，反面人物一无是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由于侯亮平的形象过于光辉正直，反倒没有祁同伟令人印象深刻。《野葫芦引》中，反面人物的代表是吕香阁，她信奉“人往高处走”，当自己处于弱势时讨好依附于能带来利益交换的男性。如果只是单纯为了阶级跃升而做出的选择，从读者角度其实并不会带来那么大的反感。而这个人物之所以并不讨喜实际上是因为三点：第一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无底线。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书中知识分子大都对出任伪职避之不及，深怕与自己有瓜葛。而《南渡记》中，香阁还没经历生死考验，就自觉地偷偷学日语，想着有朝一日可以靠日语谋生，甚至被选入剧团、广播团去日本上学。第二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伤害他人。《东藏记》中，吕香阁知道自己的出身不高，因此到了昆明不选择看重家室的中国男性，而选择了好几个美国男友周旋备选。当发现玹子的男友麦保罗条件上乘、品貌不错、人又天真，便趁玹子来咖啡馆时故意将头靠在保罗肩上引起玹子误会，从而导致玹子和保罗分手。第三是善于捕风捉影、造谣生事。《南渡记》结尾，雪妍和吕香阁从北平出发时，吕香阁怕搜查药品给自己带来麻烦，将所有的药品都放进了雪妍的箱子和手提包里。若非雪妍心性善良肯带着她，她绝无机会离开北平。但是《东藏记》中，待去了昆明后，吕香阁却开始中伤雪妍和李宇明的关系，对雪妍而言这些谣言如利刃，而她却只当是饭后的有趣谈资。《西征记》中，庄无因只陪同母亲去过一次吕香阁的咖啡馆，而吕香阁面对嵋时却说无因不止来过一次，且有几次单独前来，挑拨离间的意味不言而喻。至《接引葫芦》中，吕香阁已随瓷里土司去美国，却通过和美娟造谣传话，说国外庄无因已和严慧书结婚，国内嵋已和冷若安结婚。由此，无因和嵋这对已经订婚的青梅竹马，最终未能携手相伴。
以创作优点来看，从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到唯利是图，只有情节上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才能构筑起读者对于反面人物的情感基石，也才更加明确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在《南渡记》中，作者通过他人的观察描述对吕香阁的性格做了铺垫。譬如，“莲秀颇知香阁伶俐且有心计”。嵋和香阁练习打拳，香阁突然攥住了嵋的手腕，并向她笑，“这笑容好像有两层，上面一层是经常的讨好的赔笑，下面且露出从未见过的一种凶狠”。雪莲则觉得“香阁的眼光似乎有两层，外面的像狗，里面的则像狼，温顺罩住凶狠”。但是，就《接引葫芦》而言，从动机看，吕香阁其实没有造谣破坏无因和嵋的逻辑基础，毕竟她人在美国，孟家人和她已经无关了。这个情节更像是作者想要造成一种阴差阳错的抱憾，体现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身不由己。没有谣言，因、嵋依然婚约难赴。因此此时吕香阁不仅是作为反面角色来牵动读者情绪，更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人，需要她来承载历史背景下的矛盾冲突。但是，这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创作缺点——一旦成为了工具人，便不再有实际为“人”的内涵挖掘。
澹台玮和殷大士的恋情发展缺少渐进感和完成度，其实也是与人物塑造有欠缺而相关的。玮玮属于完全的正面人物，而大士则有明显缺点，她是飞扬跋扈、霸道蛮横的性格。例如大士在吃饭时将炒鸡枞和火腿酱分给嵋，自己却在章校长巡视时早就把私菜藏在饭下面，然后对别人说“我料想她也不敢说菜是我的，说了试试”，而嵋当然不是因为不敢，只是心无城府地觉得大士给她菜是好意，因此不应该主动说大士的名字。至于玮、殷两人的缘起，则全在一次相互打量，心想“世界上竟有这么漂亮的人”。而后就是大士找了玮玮两次，《西征记》出场二人便是恋人了。虽然《孟子·万章上》说“知好色，则慕少艾”，然而大士的人格魅力在书中展现得非常薄弱，以至于我看得深深迷惑——聪慧正直且有家国责任感的玮到底是被大士的哪一点打动了？总不能是光看脸吧？但是考虑到宗璞先生的身体状况，晚年目不能视，于病中苦耕，确实却也无法苛责了。
从《南渡记》到《西征记》，文字风格越发洗练，景色描写越来越少，人物心理活动也越来越少，及至《接引葫芦》，则仿佛另有其人在置身事外地客观描绘。这一来是因为三十三年来作者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只能口述完成，还生了一场大病；二来或是因为回忆历史的劫难，对于宗璞先生的心力有很大的挑战。于是只能强撑心神，以看似冷静地笔触掩下内心的种种复杂感受。《接引葫芦》是时代的大变革，是“许多生生死死忍回顾”，是苦、泪、悲、痛，无处可逃。掩卷之余又不免长叹，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经坎坷动荡，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是否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之人？抗日战争时期，太多的人没有机会活着回来。
《南渡记》像一支芦管曲，轻盈的曲调还未有机会上升到高潮，便已陡转直下，添了离乡背井的无奈和凄凉。《东藏记》像一曲箫音，有一时的高旷，是苦中作乐侧耳听雨；也有一时的幽咽，是痛失亲人阴阳相隔。《西征记》则非寻常乐器能演奏，如若比喻则唯有击筑可形容——悲慨、激越，是血与泪的交融，是共赴国难不辞一死的决绝。《北归记》和《接引葫芦》则是陶埙曲，古朴、低沉，如泣如诉。
“万古春归梦不归”，这是属于宗璞先生的青春记事，也是对历史的又一次回顾。整个系列读完，依然有荡气回肠之感。书中娓娓道来的笔触，分明可见作者心中温柔敦厚的缅怀之情。很感谢宗璞先生以一种最诗意的提纯，带领读者又一次领略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