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昭日月，万古照人心

忠义昭日月，万古照人心

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魂魄，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和核心。自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于忠义精神的颂扬和尊崇便一直薪火传承。

尧舜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三位贤王。尧帝为人简朴，勤政爱民，史书称其“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与民同甘共苦。察访政治得失，设谏言之鼓，让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百姓纠其过；选贤任能，开创帝王禅让先河。

舜帝宽厚待人，以身作则，为人子，恪尽孝道，孝感动天；为人臣，恪守忠诚，兢兢业业；即位之后，虚怀若谷，任贤使能；惩罚奸佞，流放四凶；以德治国，百业兴旺。《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大禹治水，公而忘私，“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奉节俭，粗茶淡饭，“薄衣食，卑宫室”；心系民众，以民为先，“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赢得后世称颂。

尧舜禹三位圣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民造福，以德行教化天下，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忠义报国、至公无私的道德楷模。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孟子旁通》一文中曾对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忠义精神做过一番解读，南怀瑾说，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

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有很多。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

南怀瑾还强调说，忠义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义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关帝是中华民族忠义精神的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关帝手不释卷、秉烛达旦，所熟读并身体力行的《左氏春秋》中就有许多劝勉忠义的名言警句。《左传·昭公元年》云：“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都表达了忠贞报国、义无反顾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自唐宋以来，历代王朝及民间社会都对关帝忠义精神推崇备至。唐初名臣虞世南颂扬关帝云：“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北宋解县尉郑咸《元祐重修庙记》云：“侯之忠义凛然，虽富贵在前，死亡居后，不可夺也。”金吏部员外郎田德秀《嘉泰重修庙记》云：“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独立千古者，惟公之伟欤。”

在中华民众心目中，关帝“浩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佑民福国，千秋俎豆永山河。”（乾隆题联）关帝，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忠义精神的化身和榜样。

元代政治家、思想家王恽在《义勇武安王庙说》一文中赞扬关帝忠义精神对教化人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时说：“忠义者天下之大闲，良心者众人之素有。惟夫超伦逸群之士，得时行道，毅然不拔，乃能见二者之用；而使后世畏仰愈久而愈不忘者，岂非公欤！公遭汉室倾颓，群雄血閧玄黄之际，识昭烈而翊戴之，绍延汉基而明君臣一定之分，报效曹公，不为利禄以决去就当然之机。至气凌三军，威震中夏，而檀国土之者，此无他：不过扩秉彝之良心，济时之大义！……呜呼！其不可敬也夫？故百世而下，宫居血食，衮冕而王，宜矣！”

“大闲”，意思是做人基本的行为准则。关帝忠义精神是一种永恒的美德，是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做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关帝忠义精神可以端正一个人的善恶心念，可以坚定一个人的信念信心，关帝忠义精神可以使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够坚定地秉承忠诚、正直、诚实、守信、正气、正义等传统美德和做人操守，豪迈乐观、勇敢坚强地面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逆境、困境、险境，谨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迎接光明的未来。